年3月29日，凯伦·安·昆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市的医院出生。这是一所为未医院。昆兰出生一个月后，茱莉亚和约瑟夫签署文件收养了她。
昆兰经历了两段人生。起初，她只是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女孩：游泳，滑雪，约会，拥有亲密的家庭，上高中，进入一家当地的陶瓷公司工作。但被陶瓷公司解雇后，她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很快，她发现自己的工作换了又换，只能从镇静药和酒精中找到安慰。
年4月14日的夜晚平淡无奇，昆兰正与朋友在拉克万纳湖旁边的福尔克纳小酒吧聚会。为了能穿上一条裙子，聚会的前几天，她几乎不吃不喝。昆兰在酒吧里喝了些杜松子酒，又吃了些镇静药。当晚没过多久，昆兰突然晕倒。
其中一个朋友把她送回了与朋友们合住的房子。在那里，大家发现昆兰已经停止了呼吸。
从昆兰的朋友发现她呼吸停止的反应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医疗知识已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一定进展。昆兰的朋友对她进行了口对口人工呼吸抢救，试图让她再次呼吸，防止大脑缺氧。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昆兰当时已经大脑缺氧至少30分钟。
急救医疗服务当时被称为“又一大新发明”。事实上，年，在美国的执法和司法委员会建议下，急救服务电话“”才开始设立。昆兰被急救医院后，医生开始对她实施机械通气抢救措施。在检查中，昆兰的瞳孔是固定的，光照时既不会散大也不会缩小，而光线照射下缩放瞳孔是一种人体最基本的反应。此外，对任何疼痛刺激，昆兰也没有反应。
入院第三天，急诊医生与神经科医生进行了会诊，值班的神经科医生罗伯特·莫尔斯（RobertMorse）查看了昆兰的情况。法庭记录中他这样描述：“昆兰陷入昏迷，出现了‘去大脑皮质’迹象，即一种大脑高度受损的状态，表现为腿部僵硬强直，手臂紧曲。”
昆兰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每况愈下。医院时，她的体重约为磅。为了帮助进食，医生从她的鼻子插入了一根鼻胃管，送至胃部，为她提供营养和药物。尽管如此，昆兰的体重还是在接下来短短数月中下降至不到70磅。
昆兰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在昆兰昏迷期间，他们从未放弃过斗争。
昆兰不是第一个出现这种情况的病人，却是最令人瞩目的一个。通常，医生可以和家属协商决定，或者自行决定不抢救。昆兰入院5个月后，昆兰的父母要求医生停止治疗并撤去她的呼吸设备。而昆兰的医生罗伯特·莫尔斯和阿沙德·贾夫德（ArshadJaved），拒绝了这个请求。为了免去医生对于因行为不当而被起诉的担心，昆兰的父母甚至起草了一份文件，免去医生的所有责任。但是，医生依然拒绝撤去昆兰的呼吸机。
就是在这里，医院的病床上，昆兰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段人生，她依赖呼吸机呼吸，形如枯槁，骨瘦如柴。从表面上看，昆兰并不是个例，当时还有许多病人和她的情况相似。但随着事件的发酵，昆兰将彻底重塑死亡的未来。
所有治疗昆兰的医生都认为，她不可能康复，从昏迷状态醒来的概率几乎为零。这种情况下，可能许多医生都会同意昆兰父母的要求，但昆兰的主治医生没有。换位思考，我也很难想象自己会怎么做。一方面，昆兰当时的生活质量几乎是“非人”状态。她依赖机器呼吸，需要人工营养支持，尽管如此，她的体重也只剩下70磅。没有任何技术或治疗能帮助她恢复正常的机体功能，这点是确定无疑的。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继续治疗都不会有任何好转，也不会有任何变化。
另一方面，法律和道德在该领域一片空白。医生习惯于根据自己的想法治疗患者，每天都有数个关于道德伦理的决定需要医生做出。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做出的是符合自己道德标准的决定。尤其在过去，医生很少瞻前顾后，考虑再三。那时他们所做的，就是直接写出自己的诊断。随着人们进入无数据区，医疗实践的可变性也在增加，而一旦遇到关于临终患者的决定，那面对的将是依据和法律上的双重空白。
对这个病例，医生们都认为昆兰难以康复，但他们也意识到：自己在法律上没有权利去撤下维持昆兰生命的医疗设备。同时，他们也在担心，如果坚持这个决定，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们向媒体宣称他们收到了警告，如果一意孤行撤下呼吸机，检方或将对他们提起谋杀指控。由于当时法律上并没有相关先例，这一说法似乎是合理的。而确实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停下来思考了一下这个决定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对于昆兰的家人而言，这同样是个艰难的决定。他们已经犹豫不决了几个月。昆兰的父亲与当地的牧师也有过商量，鉴于昆兰康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牧师也同意撤下医疗设备。做决定时，一想到这些“非常”措施并不是昆兰想要的，他们又有了坚定的信念。也就是此时，昆兰的父母决定提起诉讼，将此事交由法庭处理。
“凯伦·安·昆兰案”为如今著名的“死亡权”（righttodie）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州检察官和律师首先想到的是，“昆兰案”在挑战新泽西州已有的死亡定义。开庭前他们得知，昆兰的心电图并不完全是直线，她可以时不时地不借助呼吸机自主呼吸。所以，对于这个案件，大家一致认同的是：昆兰并没有死亡。
虽然死亡的定义向来备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