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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一二十年代，鲁迅的设计才华在北京的文化界小有名气，深受蔡元培、沈尹默、许寿裳、常维钧等知识精英的赞赏。在此期间，他参与设计了中华民国国徽，还受邀设计了北京大学校徽、校旗，以及《国学季刊》《歌谣纪念增刊》等新潮学术刊物的封面，对此学界着力甚多且富有成效。但在《国学季刊》第1卷与第2卷是否采用了鲁迅设计的同一枚封面上依然疑误丛生，其中一些重要细节有待于重新考证。这不仅可让我们发现鲁迅被遗忘的设计作品，同时对于细察汉画像收藏与鲁迅的设计实践，乃至现代设计与传统金石文化之间的关联也不无裨益。
1.《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封面，年
《国学季刊》第2卷封面系鲁迅的设计佚作
杨永德在《鲁迅装帧系年》中有言：“鲁迅为《国学季刊》设计封面，该刊第一、二两卷曾采用此封面。”[1]同时该书后面附图中注明“此封面”就是图1，他的根据是鲁迅年12月5日的日记：“5日，寄顾颉刚信并《国学季刊》封面图案一枚。”[2]不唯如此，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王锡荣所编的《画者鲁迅》、萧振鸣所著的《鲁迅美术年谱》、李新宇和周海婴主编的《鲁迅大全集》亦从此说。[3]其实，只要翻阅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季刊》，便能发现两个重要的细节：其一，该刊物第1卷共出4号，使用同一枚封面（图1）；第2卷共出2号，也使用同一枚封面（图2）。可见，该刊第1卷和第2卷并不是如流行观点所言两者采用同一个封面。其二，《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的出版时间是年1月，鲁迅寄封面给顾颉刚的时间是年12月5日，《国学季刊》第2卷第1号的出版时间是年12月。这三个事件在时间序列上的早中晚关系揭示着鲁迅寄给顾颉刚的那个封面绝无可能是《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采用的封面，因为该刊第1卷第1号的出版在前，鲁迅寄封面给顾颉刚在后。换言之，不可能出现封面还未设计出来就已被采用的情形，否则有悖最起码的时序常理。那么，鲁迅提及的封面会是一年后《国学季刊》第2卷所采用的那个封面吗？
2.《国学季刊》第2卷第1号封面，年
年12月5日鲁迅之所以会寄《国学季刊》封面给顾颉刚，源于重回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工作的顾颉刚此时任《国学季刊》编委会委员，并负责该刊的日常编辑工作。顾颉刚本人也曾回忆证实当时“管的是国学研究所的编辑事务——《国学季刊》、《歌谣周刊》”[4]。如果仔细查阅年12月《国学季刊》第2卷第1号目录页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名单，便会发现顾颉刚确实是编委之一。[5]顾颉刚是年秋奉系*阀张作霖入关后被通缉，才去厦门大学工作的。换言之，从年12月到年12月，顾颉刚依然还是《国学季刊》的实际管理者和编辑者，这就为《国学季刊》第2卷第1号采用鲁迅所设计的封面提供了最主要的人事保障。
至于鲁迅所设计的封面为什么在一年后才被《国学季刊》采用，这与《国学季刊》的出版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有关。年11月，由蔡元培任委员长、沈兼士负责日常经营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国学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办刊。年1月，《国学季刊》正式创刊，其编委会由胡适任主任，另加沈兼士、周作人、刘文典、钱玄同、李大钊等10人组成。其主要撰稿群体除了这些编委外，还有王国维、罗振玉、陈垣、马衡、林语堂等学术名流，属西学东渐的文化大潮中最具影响力的国学研究刊物。《国学季刊》虽名为季刊，但从年开始一直无法如期出刊。该刊编委会曾刊登启事：“本刊因时局关系，学校经费奇绌，以至于不能按期出刊，至深歉仄，乞读者原谅。”[6]而收稿数量日益增多，只好从年10月开始连出8期《国学周刊》，直到年12月《国学季刊》才得以恢复编辑，而实际出版的时间则可能更晚。
3.图2之“层累横列”的铺陈图式
除《国学季刊》出刊不定期的现象需要注意外，鲁迅在此前后的日记也不容忽视。年5月19日鲁迅日记有言：“十九日晴。上午往中大，午后北大送来《国学季刊》一本。”[7]此本《国学季刊》当是该刊第2卷第1号，因为该刊第2卷第2号直到年12月才编辑出版。需要注意的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编辑出版的刊物和著述不少，何独《国学季刊》被专程送给鲁迅呢？最大的可能便是鲁迅系《国学季刊》的作者，但是翻开《国学季刊》第2卷第1号的目录，便知此号的著述者系胡适、魏建功等人，而鲁迅之名未列其中。鲁迅作为文字作者被排除，那就只剩下鲁迅系《国学季刊》第2卷第1号封面的作者这一可能选项了。
上4.三脚鸟，图2之局部（一）
中5.人面兽、乳眼怪物、方形眼，图2之局部（二）
下6.武氏祠前石室画像（局部）之“层累横列式”
更有说服力的是，这一封面作品各层的图案能和鲁迅回忆散文《阿长与山海经》的文字相互印证。在孩提时代，一个远房的叔祖曾对鲁迅说：“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哪里了。”[8]这番话引起了鲁迅对绘图本《山海经》的无限渴慕，“玩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的，但一坐下，我就记得绘图的《山海经》”，“大概是太过于念念不忘了，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9]让童年鲁迅肃然起敬的是阿长在告假回家后，居然给鲁迅找来了绘图本《山海经》，此时的鲁迅“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翻开一看，“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内”。此后，鲁迅一直视其为“最为心爱的宝书”[10]。童年时代阅读绘图本《山海经》的体验对鲁迅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到北京后，他又收藏了不同版本的《山海经》，并在研究古代小说史时展开论述。如果我们细读铺陈于封面各层的图案（图3），便会发现顺数第二层（图4）不就是首尾相接的“三脚的鸟”吗？第四大层的每一小层（图5）不就是画着“人面的兽”、“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长方形”的“动物眼睛”吗？鲁迅对于以何种图案入作品是颇费苦心的，这点以从他年底为杂文集《坟》扉页装饰画所做的标示足以见出。这个封面上竟有四种奇禽异物的形象与鲁迅的文字完全吻合，这绝非巧合，而是鲁迅目识心记古籍《山海经》中的视觉母题之后，“相度其宜，会合错综”[11]之结果。显然，鲁迅是在把自己童年的视觉记忆对象化为《国学季刊》第2卷的封面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枚封面是鲁迅《朝花夕拾》的视觉版本。
基于此件封面作品的内、外部情形业已形成一个相互勾连、彼此交涉的证据网络，因此笔者有理由判定：《国学季刊》第2卷第1号的封面（图2）便是年12月5日鲁迅在日记中提及的封面，而这枚封面因后人的疏忽一直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
《国学季刊》第1卷封面作者之为鲁迅新证
发现《国学季刊》第2卷封面系鲁迅的设计佚作之后，是否有新证据来证实该刊第1卷封面亦是鲁迅所作呢？
7.《桃色的云》封面，鲁迅，年，选自《鲁迅藏拓本全集—汉画像卷Ⅰ》，该封面图案仿自图5顶层
当然，最为有效的证据要属鲁迅直接的文字记述。令人遗憾的是鲁迅年的日记早已散失，只在年1月25日的日记中如此写道：“二十五日，晴，下午大学送来《国学季刊》一本。”[12]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及的，当时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编辑出版的刊物和著述不少，何独《国学季刊》被专程送给鲁迅呢？同样可翻开《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的目录，便知此号的著述者系马衡、陈垣、王国维、顾颉刚、沈兼士和伯希和等人，而鲁迅之名未列其中。所以，笔者认为较大的可能就是鲁迅系《国学季刊》封面的设计者。相对而言，如此来还原鲁迅当日的日记更为顺理成章：鲁迅的设计才华在当时北京的文化界小有名气，受邀为《国学季刊》设计封面，故该刊特意派人送来刊物以示郑重和谢忱。确实，《国学季刊》从创刊开始就甚为注重刊物形式上的革新，除要求设计一个与刊物学术品位相匹配的封面外，里面的文字内容全部采用自左向右的横排方式，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作为当时顶尖国立大学研究国学的刊物，《国学季刊》此般标新立异在当时的学术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也有力地推动了民国时期学术期刊在刊物形式上的现代化进程。但这些都只是根据外部因素所作出的推测，还不足以判定《国学季刊》第1卷封面亦为鲁迅所设计。
笔者以为，究其答案还需从《国学季刊》第2卷封面的图式分析入手。如图3所示，这枚封面在纵向上切分n成四大层，而最下一大层又分为若干小层，总体上呈现出上低下高的平面分布特征，而在横向上则每一层分别重复排列着相同的图案，在此可称之为“层累横列式”，其在装饰上的最大特点是可以轻易取得铺陈物象的平视效果。如果将其当作“标准件”并以此来观照《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的封面，我们也可发现它不但在装饰风格上与《国学季刊》第2卷第1号甚为相似，而且在设计图式上也与其基本一致。它同样也是上下四大层，只在各层的比例大小和图案形象上有所差异。基本一致的图式意味着两者有着相同的设计方法：先将封面分成四大层，再以平视的角度制作不同--的图案，最后用连续的图案填满各层。两者均有金石拓片式的装饰风格，在设计图式上又如出一辙，这自然会让人产生这般联想：两者均是一人所为，那就是鲁迅。
贡布里希有言：“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是无中生有。伟大的装饰风格不可能是某一个人发明的，不管这人多么富于灵感。”[13]确实，每一件艺术作品的形式风格必有所借鉴、有所旁依。鲁迅之所以采用这种层累横列的图式设计封面，与他孜孜以求且浸淫多年的山东汉画像，尤其是极富铺陈效果的嘉祥地区汉画像的启发有着莫大的关联。
8.上低下高的嘉祥村画像，选自《鲁迅藏拓本全集—汉画像卷Ⅰ》
鲁迅前期接触的汉画像基本上来自山东，其收藏的记载不少就与嘉祥地区汉画像有关。如年5月1日，“午后往留黎厂买……武梁祠画像并题记拓本等五十一枚”[14]。5月16日，“午后至留黎厂买……武氏祠新出土画像一枚”[15]。10月4日上午，“富华阁送来杂汉画像拓本一百卅七枚，皆散在嘉祥、汶上、金乡者”[16]。此外，鲁迅在收藏、阅读或者修订《金石萃编》《金石续编》《两汉金石记》《金石萃编校字记》《金石苑》等金石古籍的过程中也见识不少山东嘉祥地区的汉代画像。其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鲁迅对汉画像有着与众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