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5月22日凌晨，知名翻译家、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袁广泉先生病逝，享年57岁。袁先生翻译了《中国共产*成立史》、《孙中山与“科学的时代”》、《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中国抗日*事史（～）》、《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等诸多日本中国史研究著作，翻译之功备受作者认可、读者推崇，在学界享有盛誉。在袁先生逝世一月之际，私家历史刊发一组文章，追思故人。
袁广泉（-），图片由袁先生女儿提供
袁广泉先生与我同岁，生于年。但袁先生始终都称我为“先生”（老师）。倒不是因为从年起、他在京大人文研工作的五年里，我是他上司的缘故。其实，我曾在讲坛上教过研究生院时期的袁先生，还曾担任过他博士论文的副审人，因此对于袁先生而言，我是不折不扣的“先生”（老师）。然而对我来说，这二十余年间，却并非把袁先生当作学生，而是视为可靠的同志、信赖的挚友。
我与袁先生的相遇，应追溯到年，那时袁先生还在神户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读书。他结束了在大阪教育大学的本科、硕士课程，于年考入神户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也是在这一年，我就任神户大学文学部助教授，并从年起，在一门学生很少的演习课上教了袁先生。当时，我们都35岁，我以为袁先生是年纪稍微有点大的博士生（留学生）。其实袁先生曾在中国当过八年左右的日语教师，又重新考入日本的大学，博士期间来到了神户大学。但我对他此前的这些经历一无所知，亦没有关心。因为课堂上的袁先生虽然日语非常好，但也不是那种特别引人注目的学生。
我认识到袁先生作为翻译家、或曰口译家极为出色的一面，是在年11月，刚好是他向神户大学提交博士论文（《平民教育运动再考（-）》）的时候。那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刚好举行创立70周年纪念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参加了报告，而会议主办方给我安排的翻译就是袁先生。袁先生的口头翻译十分精彩，仿佛事先知道我要说什么似的，我对这位大个子男人的才能感到由衷惊叹。为我做过翻译的人当中，不论是那之前还是那之后，我都没有遇到过超出袁先生的人。不仅是站在演讲台上的我这么认为，会场上的所有人应该都有这样的感慨。水准的确太不一般了。
正因为此，在袁先生取得学位回国（就任曲阜师范大学日语系教师）之后，以京大相关人士为中心，许多人都开始拜托他翻译。充分说明袁先生不仅在口译方面有出众的才华、在文章翻译方面亦拥有卓越能力的，是京大人文研共同研究成果报告集《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的中文翻译（后以《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为题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研究班由班长狭间直树先生主持，发现甚多，论文集共收入13篇论文。年出版的日文版受到了很高评价，遂决定出版中文版。中文译稿由作者们各自准备，我和另外两位老师的论文拜托给了袁先生。因为是围绕梁启超与明治日本的思想史或概念史相关的主题，翻译有相当的难度，但袁先生还是按时完成了译稿。令我们吃惊的是，由于要写中文版序言而通读了诸篇译稿的中国资深学者发出了异口同声的感慨。其中两位先生（杨天石、张朋园）指出各篇翻译质量参差，坦率说还有不堪卒读的译文，但两位先生都称赞其中有三篇译得很好，能使人一下子理解原文想要表达的内容。是应该说凑巧呢，还是说果然如此呢，那三篇都出自袁先生之手。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修订版）》，狭间直树编，袁广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出版
藉由论文集《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的翻译，袁先生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共识。我在年刊行的处女作《中国共产*成立史》（以下略称《成立史》）一书的翻译，毫无疑问也拜托了袁先生，他慨然快诺。年9月交给他的日文原稿（约45万字），在次年3月被译成了38万字左右的中文稿。文章分量之大自不必说，考虑到其内容曾被评价为如同“解剖麻雀那般细致的分析”，袁先生能在短短半年内就翻译完毕，必须说是令人惊异的事。他并非专职的翻译家，而是大学里教授日语的老师。若非牺牲了原应用于自己研究或与家人团聚的宝贵时间，是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译稿的。此外，只有对原著有透彻的理解，才能有袁先生那样的翻译。译稿虽然非常迅速地完成了，但由于审查及非典流行等因，直到年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中文版《成立史》甫经面世，即引起很大反响。甚至还有《光明日报》专辟整版进行批判的一幕，不过这也算是某种宣传，成为我的研究广为中国学界认识的契机。如今，《成立史》再版也颇困难，这或许反而是某种幸运，对书的评价倒还不坏。而能有这好评当然多亏了袁先生的翻译，只要看看豆瓣网本书页面的短评，就一目了然。日文著作常见的暧昧、兜圈子的写法，经由袁先生的译笔而消失无形，可使中国读者毫无滞碍地顺利读进去。
《中国共产*成立史》，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年出版
再者，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般，袁先生的译著建立在理解原著作者本意、知道何为论述焦点的基础之上，这一点尤为难得。知道何为论述焦点，在各个领域内被称为“学识”，在历史学领域则叫作“史识”。若缺乏这种“史识”，无论外语能力如何出色，也不能被称为一流的翻译家。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被翻译过去的那种语言的能力（袁先生的情况，则指他的中文能力）。对外文的理解力固然很重要，但将之译成另一种语言时，译者在母语方面出众的品位与笔力亦不可或缺，如此，与之相应的译文才能拥有生命力。有幸得到袁先生注入生命的书籍当中，有《中国共产*成立史》、《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还有《“红星”是怎样升起的》（以下略称《红星》）。
就这样，袁先生真正的能力逐渐为人所知，以京都大学为首、关西地区的大学与研究者们都很后悔只给了袁先生学位，就让他回国了。特別是像他这般兼具历史学深厚造诣及外语能力的人才，竟然仅作为“日语教师”，承担着过重的教学负担。另外还有一点，只有袁先生才可能完成的历史研究的翻译成果，在中国不论是学界还是大学，都不被当作像样的研究业绩，也不会得到应有的评价。当然，不论袁先生在哪个大学的日语系，都是优秀的教师，深受学生倾慕，这本身并没有什么可苛责的。但是，我们都不能满足于袁先生仅是一名优秀的日语教师，于是想着有什么法子能把他请到日本来。
机会突然降临，那便是大学共同利用法人（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的现代中国研究推进事业。年起，承担该事业部分职责的京大人文研成立了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当时的中心负责人：森时彦），作为承担该事业的母体。同时，由于事业委托，聘用专门人才也成为可能（五年任期，公开招募），我们请求其范围扩大为国际招聘。另一方面，获知此讯的袁先生也作好了在自己工作单位（不久前刚从曲阜师范调任江苏师范大学）停职的觉悟，应募了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的这次招聘。他的力量果然得到了信任，之后顺利被聘用，来到了京都大学。年10月他就任人文研之际的待遇，是拥有独立研究室的客座副教授。
而后，直到年期满离任为止，袁先生拥有了——回想起来，那是他一生中最初也是最后的——埋头研究的时间。其间，袁先生自己的研究也逐渐得到承认，同时，因他超人般的翻译，森时彦先生与我的研究成果也渐为中国学界所知。这段时期袁先生的活跃是众所周知的，森先生、我、约与袁先生同时到任的小野寺史郎（现埼玉大学副教授）、村上卫（现人文研副教授），大家都在相邻研究室，几乎每天都聊研究，聊研究成果的发表。有时夜里对饮小酌，讨论如何更好地理解现代中国。西藏、云南、四川的调查旅行，因猪流感而早早关门的袁家饺子店的尝试……等等等等，是往事与回忆最多的五年。
石川祯浩教授（中）与袁广泉先生（右），照片由京都大学石川祯浩教授提供。
那些快乐的回忆实在太多，难以尽述。若加上这五年之前与之后的时期，那么每番回想之际，我不由自主涌出的眼泪一定会流干。就从这无数的回忆之中，单介绍一件我以为最能说明袁先生特质的往事吧。这是足可说明不谙世故的袁先生可爱侧面的昔日断片。
那是年9月的事，我去中国出差，得空到徐州拜访袁先生。当时，刚完成《成立史》翻译的袁先生无比热情地招待了第一次去徐州的我。因为下雾，航班晚点了三个小时，他与夫人鞠霞却一直在机场等待。在徐州的那两天，我为袁先生的学生们演讲，参观淮海战役纪念馆和龟山汉墓，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欢聚短暂，转眼就到了离开徐州的清晨。我已计划好从徐州去常州，事先请袁先生买火车票。那还是没有高铁、不能在线预约座位的时代，与我留学北大的年代几乎没有太大差别。因此，我事先请他想办法买到坐票。袁先生说没问题，但到了徐州站我吃了一惊，袁先生从卖票窗口回来，说没买到坐票。
“老师，我去跟列车长说说，请他给安排个座位。”他这么跟我说，但进到站台，一看列车，我再度惊呆，这是乌鲁木齐开往上海的特快呀。这不偏偏是中途上车、最难遇到空座的班次么！从徐州到常州，当时的特快得五到六个钟头，我的心情颇感绝望。列车停在站台，大概有十分钟左右的停车时间。袁先生到车门口跟列车长交涉，恳求说这是外国大学的老师，能不能给空个位子出来。列车长摇头，袁先生遂不慌不忙从口袋里掏出两瓶可乐递了过去。啊呀，老袁，要是两瓶可乐就能搞定特快座位的话，那在中国谁都不会吃苦了！只要在中国稍微旅行过，哪怕是外国人，这点道理也是懂的——无奈登上特快列车的我，向袁先生投去略略不满的目光，挥手作别。“老师，对不起！”他也挥手在站台上奔跑着，目送我离开。结果，我在车上过道里差不多站了一个钟头，之后再次跟列车长交涉，终于被允许在餐车上坐下。到了常州，给袁先生发短信说明途中经历，那边也迅速回信，跟我抱歉安排不周到。我觉得袁先生真是可爱。
后来，在京大任职期间，袁先生每每与我感叹，在中国，从大学开始，巧妙钻营、取悦上司或领导之辈实在太多。而他身处其中，但凡有无法认同的不合理之事，不管是谁都会提意见，绝不姑息，也不会单为了提高业绩就捏造、滥造学术成果。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有这样决绝的气概，袁先生才能怀着骄傲，完成这些不被计入学术成果的翻译工作吧。为了给日本留学时代的恩师求个火车座位而给列车长递上两瓶可乐，对于袁先生而言，大概已经是竭尽全力的努力。要是能给列车长递些高级烟酒，又或者拥有私下打点、准备好车票的机灵劲，袁先生如今大约早该是教授，又或者在更了不得的位子上了。大约也正因为这样的有所不为，他才能不拘泥于职位、认识到翻译的意义与价值、对世俗名利恬然处之，拥有如此风骨铮然的人生。
对这样的人生态度自得其乐、又得到家人与亲属理解的袁先生，一定很幸福。袁先生回国前后，他的女儿袁典恰来京大留学，之后与读书期间相识的同学结婚，嫁到了大阪。独生爱女远在异国生活，袁先生夫妇也许很寂寞，不过爱女相继诞下三个可爱的孩子，因此逢到结婚典礼、孙儿出世，袁先生都会来日本。每一回也都会到人文研来坐坐。袁先生给我们看典礼与孙儿们的照片或视频，满脸温柔笑意，而这时候他也往往喜极而泣。我们赞叹说，袁先生，真好啊！说话间，我们也跟着落下喜悦的泪水。所有人都以为这喜悦必然会一直延续下去，就在今年三月末，我还向袁先生祝贺了中文版《红星》的诞生。孰料接下来一个月，事态竟如此急转。在过去三年里，我先后失去了两位在隔壁研究室工作的同僚：袁先生与他的继任者、也曾担任过五年研究员的武上真理子（有关武上的事迹，澎湃新闻曾刊登过苏枕书撰写的悼念文：）。偏巧二人也都在五十六岁的壮年离去。袁先生爱吸烟，在研究室也常抽。使用同一间研究室的武上曾介意屋子里留下的烟草气息。就是如今，那屋内仍留有一丝余味。近来大学校园内强烈呼吁禁烟，每当我路过那间屋子，却很喜爱那一点残存的气味。因为那是挚友袁广泉先生留给我的一点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