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源，道并行而不悖。
很多朋友谈到传统文化时都会不约而同用这句话感叹“三教同源”。
然后儒家“性本善”，佛家“众生皆有佛性”，道家“红莲白藕，俱出一根”等经句接踵而至，来证明三教思想的一致性。
有些人甚至还引用三教始祖间往来记载，例如孔子拜访过老子，老子化胡为佛等等，
三江源就道德教化而言，“三教同源”之说无可厚非。教化的目的在于提升人民道德素养、维护社会稳定。“三教同源”有利于消除矛盾，也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谐发展。
但从学术上讲，有些问题还是要正本清源。道德教化与学术研究能共存，但也存在差异，不能混为一谈。
佛家的传说很多类似西方寓言，具有教化作用，如果把这些当做史料研究就有些不妥了。
儒释道三家并行数千年确有其共通处，但是这种互通不是“同源”，而是“归元”。
儒家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人文主义，体现了中国哲学中重现实的特征，所以儒家重当下、重此生、重人间。
就儒士起源来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称其前身多是战国时知书达理的贵族或幕僚。
而道士起源，按冯友兰先生的说法——道士前身往往是春秋战国时的隐士。
道家认为无为的“道”是世界本源，顺其自然就成为了道家思想的“人生观”。
而“道教”认可肉体的真实性，力图通过炼丹符箓、练气存神等方式保证肉体的长生，与自然融为一体，身心化羽成仙。
绿松石达摩悟禅佛家文化源自印度佛教，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印度佛教重来生、重彼岸，认为人道是烦恼的，此岸是污秽的，世界是虚幻的，要脱离此生此岸，求来生解脱。
印度佛教僧不跪王、弃世出家的行为与儒家的君父观、家庭观格格不入，视身体为污秽皮囊与道家养生长生也有出入，所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初遭到儒道两家全力
可以看出，三教思想最开始差异很大，“同源”根本无从谈起。
当然，要说三教都是教人行善去恶而同源，那么所有宗教都同源，这是道德层面，而不是思想、学术层面的。
很多学者在立足本宗文化时，意识到要取长补短，特别是作为外来者的佛教，为了能立足于中原大地，历代学者不懈地调和三教文化矛盾，在对立中求融合。
儒释道三家共通点多集中于“心性论”，这既符合中国文化反观自省的内涵，又是三家最容易实现调和的领域。
所以中国文化从汉代的宇宙论为重点，到魏晋时期人本论为重点，再到唐以后三家文化都偏重于人生论、心性论。
孔孟提出的“仁义”，将中国文化引向重视“人”的人文思想中，打破了“天地”视野。
宋明儒士，无论理学还是心学，都从佛教思想中都汲取了养分，促使宋明儒学逐渐集中到体用、圆融的心性思想上来。
道教最初重视养生成仙，后重心逐渐转到以道德性命之学为本。
南宋之后以“全真道”为首的新派极力革新，主张道教学者应该立足于内在思想和精神的超越，而不是肉体的羽化登仙，这是对儒佛思想的进一步融合。
佛教的变革则更为彻底，形成了与印度佛教全然不同的中国佛教文化。
佛教的体制，从印度的托钵制转变成中国的丛林制，寺庙产业自给自足；印度僧侣见王不拜，中国佛教允许参拜君王；中国重视家族，因此中国佛教形成了宗派祖师制的传承模式。
心性论上看，中国佛学家常以道家的思想解释佛法经典，以“无”解释佛性的空寂，用“无为”来解释“不执著”，用“道”解释“菩提”。
同时，佛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将佛性与人心结合，强调“自心即是佛”，“信佛众生三无差别”。
佛教内也有性具善恶的认知，但是中国佛教主流思想都是承认真心本善，这是迎合儒家“性本善”思想的体现。
国学发展至今确实有很多互通之处，但是这种互通不是因为“同源”，而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三种文化选择性的融合，是“归元”的结果。
中国文化中一些问题的澄清才有利于今后客观、理智的道德教化，使国学在“学术为左、信仰为右”的平衡中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