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本意是指静默，没有声响，也指孤单，冷冷清清。《说文解字》释其为“无人声也”。在中国传统哲学史上，较早赋予“寂”以哲学内涵，当始于老子。《老子·第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老子主要用“寂”来描述大道的本源性、独立性、永恒性，以及大道在静而无声、循环运行之中化育万物的浑朴状态。《老子河上公章句》乃沿用“寂”的本然之义，将其释为“无声音”，意在突出大道“静”的维度；而王弼在《老子道德经注》中则把“寂”“寥”并举，凸显了以“无”释“寂”的倾向，释之为“无形体”。虽然“寂”在《老子》文本中仅此一处，但自老子之后，“寂”的丰富内涵在先秦道家哲学思想流变中逐渐铺展开来。
在先秦道家经典文献《关尹子》中，有关“寂”的论述开始充盈起来。例如，《关尹子·三极》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尚先人，而尝随人。”这段论述在《庄子·天下篇》中也有呈现，只不过庄子将其置于老子与关尹子名下一起给予了评析，认为二者理论的精髓是“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我们将《关尹子》《庄子》对“寂”的描述综合在一起会发现，这段论述是关尹子对老子关于“寂”的思想的进一步发挥。老子对“寂”的论述主要是针对大道而设，而关尹子则是把“寂”的内涵作了扩展。《关尹子·三极》曰：“云之卷舒，禽之飞翔，皆在虚空中，所以变化不穷，圣人之道则然。”在关尹子看来，大道运行过程中没有任何的私意凸显，对人对物均是如此；一切都是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中进行，在此过程中“虚”“静”“动”等一系列特征各自彰显。就个体层面而言，关尹子认为个体为了达至清虚自在应效法大道“寂”的状态，原因在于“道无作，以道应世者，是事非道。道无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圣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总观关尹子的论述，我们发现“寂”在他那里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存在，“寂”所呈现的不但是大道的运行之态，更是人与万物应当遵循的规律。
《关尹子·鉴》篇进一步将“寂”落实到“圣人”养“心”的层面上，曰：“惟圣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万物而执其机，可以会之，可以散之，可以御之，日应万物，其心寂然。”在这里，关尹子描述了“圣人”在自然状态之中应对万物的心境。虽然关尹子使用了“役”字，但其并非指对万物强行干预与破坏式的奴役，而是以无心、无物应万物；而要臻至此境，则需要使“心”达到寂然不动的状态。可见，关尹子通过关于圣人“寂”之境界的描述，意在启示人们修养自我及面对千变万化的万物所应秉持的心态。
《关尹子·药》具体展现了通过“寂”之状态呈现出的大道，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质当乐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当乐轻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当乐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广当乐急要；勿以幽忧，曰道之寂当乐悦豫。”大道至朴，滋养万物于无形之中。关尹子通过辩证的形式向世人呈现了大道在现实中的多重向度，意在警示世人在审视大道时不应以个体的局限解读意蕴广阔的大道，大道的“寂”并非个体所理解的寂漠，此处的“寂”乃是意指大道自然而然的状态。可见，关尹子道论思想乃承接老子道论而来，并给予了独到性的发挥，曰：“昔之论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澈，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在关尹子看来，大道是充满活泼生气的至高存在，我们在体道时不应被自身语言所禁锢，而应在“静”“动”结合中体悟大道的独特性、丰富性、多样性。显然，关尹子注意到了通过文字、语言等所展现的道并不是真正的大道。无论是凝寂的道、邃深的道、澄澈的道，还是空洞的道、晦冥的道，它们既是道，但又不是真正的大道。虽然关尹子通过人类的视角展现了大道凝寂等状态，但他同时告诫人们，通过个体展现的道只是大道的一个向度，而真正的大道自身却有着无限潜在的可能，人类万不可陷溺于自我的视野而故步自封，从而停止对真正大道的更多体悟。
到了庄子思想处，“寂”所呈现的视域更为宽广。《庄子·大宗师》有言：“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颡頯；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寂”在这里所描状的是庄子思想视域中“真人”所展示的状态，“真人”是庄子思想中与道合一的至高形象之一。“寂”在老子与关尹子思想处是对大道状态的描述，主要展示于本体论与宇宙生成论视域，而庄子则进一步拉近了大道与人之间的距离，将目光聚焦在人生论领域。在庄子那里，“寂”展现了“真人”在修养身心、体悟大道及为人处世时的种种“无为”之态。“寂”作为“真人”的容颜表征，凸显的却是其淡漠安闲之态，可谓是处处依道而来，但一切又都在无形之中。
《庄子·天道》有言：“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虚静”“恬淡”“寂漠”“无为”既是大道与万物的应然之态，也是个体精神和君主治国的依归，圣明之道应宁寂而又无为。在庄子看来，个体精神的养护应效法天地归于自然与无为，抛弃有形迹的刻意追求，抛弃强加于自我之上的喜怒悲欢，去掉外在的智谋诈伪，如此方能达到“恬淡”“寂漠”“虚无”“无为”的境界。庄子着眼于个体精神与道德之“寂”，意在警示个体唯有祛除过多外在的束缚，方能澄然流露出真道德。在此基础上，庄子进而论及治世方略。在他看来，“至德之世”的呈现，并非是帝王、圣人的过度凸显，而是帝王、圣人在“虚静”“寂漠”等自然状态中达到“无为”治国的效果。从庄子思想深处，我们能够感受到其所生活的时期个体生命生存的极度艰难。通过“寂”这一维度，庄子向我们展示了个体在形体上受束缚与桎梏的同时，精神层面“高蹈独往，萧然自得”的姿态。
《庄子·天下篇》可谓先秦时期学术的一次大总结，对各家学说都进行了批判分析，其巍峨的高度，理论的深刻，令后人难望其项背。对于“寂”，其中有言：“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在这里，“寂”是先秦道家修养身心理论的一个总结。庄子将关老派定性为“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推崇之意，可谓备至。然而，庄子并未停留于此。在他看来，虽然关尹、老聃的思想并没有像其他学派一样偏离正道、走向极端，更接近于“道”之本体，自源流上高出一个层次，但是他们的旨趣在于内圣外王之道，仍属于“不该不遍，一曲之士”。庄子本人的境界则是，“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可见，庄子获得了宇宙人生之真谛，能与道体相契一体而享天地境界所带来的生命之光；其境界上通于道，回归本然，下接于超越生死观念的得道者，更为合乎道的根本。因此，在庄子思想处已然赋予“寂”更丰富的内涵，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