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年，我在《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待了近20年，其间发生了很多事，留下深刻印记有三件：
《论语》采访：找到了可读一辈子的经典
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之前，当时的部门领导，也就是给我写序的胡洪侠（人称大侠）以北大李零教授向读者推荐的四本传统经典《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和《周易》为题，策划了“重读经典”专题。
我不记得这个任务是什么时候布置的，准备时间又有多长。但到现在我都记得把家中各种各样的《论语》注释版本，在长长的餐桌上铺摊开来一一对照读来的情形。
我大学读的是中文系新闻专业，虽然在学校学过先秦文学，但直到这个时候，才是人生第一次从头到尾读通读完这部有着多年历史、仅有1.5万字的《论语》。当我读到“食不言，寝不语”这句话时，像被雷击中一样，因为这六个字正是我家老奶奶从小耳提面命，一再念叨的家规。原来大字不识的老奶奶念叨的家规居然是从《论语》来的。这让我吃惊不小。接下来更多熟悉的成语、俗语接踵而至，我这才明白，这部我错过这么多年的《论语》，原来早就融入了我们的血脉，在我们的身体里流淌了这么多年，外化为社会风俗礼仪，几千年流传至今。
这次采访让我遇上了《论语》，也遇上了我可以读一辈子的书，这本书我后来反复看，常读常新。后来客串木卫二文化的讲师，开始讲《论语》，都是这次采访引发的阅读打的底子。
都说记者工作是“万金油”，什么都知道一点儿，又什么都不精通，再说记者的工作性质总是急急忙忙追着新闻跑，没有深入学习的环境，可是我的经历却正好相反，因为工作，认真读了很多书。现在想来，一个人能被工作滋养，是蛮幸运的一件事。
《读书》30周年专题，写作先下笨功夫
《读书》创刊于年4月10日，到年4月10日，正好是30周年，对这本影响了知识界文化界非常重要的一本刊物，如何致敬？大侠开会策划报道，分配了四个专题，四个人四个版。
是的，那个年代我们部门策划专题起步就是整版，三千到五千字，日子相当阔绰。
我年龄大，打头阵，负责写头版内容，大侠给我的要求是把《读书》的创刊号与最新的一期通读后对比，透过两期相隔三十年的杂志，从栏目、作者、风格，分析《读书》三十年的变化。当然不是我自说自话，要遍访两岸三地的文化学者和名家，让他们发言。
大陆很多读者觉得《读书》给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西方学术和思潮的窗，我采访香港学者梁文道时，他却觉得上世纪80年代的《读书》对他只有观摩价值，他反而喜欢汪晖和*平时代的《读书》，虽然这两个阶段《读书》的可读性下降了，但多了理论和社会科学的东西，至少看到内地有先锋的学者出来发声，能让他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汪晖热衷宣传的东亚文化让他受益良多。
兼听则明，这篇文章的调性，就因为梁文道这把尺子的均衡，重新评判校正了一下立场。
完成这个选题要下笨功夫，需要从头到尾认真读完两本杂志，发现差异、列出问题，认真思考，完成一个策划感觉就像完成一个硕士论文题目一样，个人的成长和进步是必须的，有种被逼着被推着往前走的感觉。版在，题有，速来。基本可以概括纸媒曾有的*金时代和一去不复回的奢华岁月。
一万字的述评：长度也是一种力量
每年11月深圳读书月来临，它是城市的大party，但对我们文化记者来说，却是一年一度的磨难月，每年为了报道的新角度绞尽脑汁，尤其到了年，深圳读书月要迈入第十个年头时，需要一个回顾。
记得那段时间，大侠一开会就反复强调做新闻要避开“烂苹果”。一旦发现新苹果，就要先下手为强，不仅要冲上去吃第一口，而且要从各个角度把新闻打捞得干干净净，渣子都不剩。写完报道要制造出李白搁笔的困境：“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不能给别人留丝毫下嘴的余地。如果你慢了一步，苹果被别人啃了一口，占了先，接下来不管你做得再充分再全面也像啃烂苹果一样，各种不爽。新闻就是要一步先，才能步步先。
我当时是部门里惟二的文化评论员，每逢重大文化事件就得冲上前线，配合主力部队发声。这次大侠给我布置了一个超硬的骨头，让我写读书月这十年的回顾总结，在一个建市仅有30年的现代化城市，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项创举和奇迹是如何起头，又如何坚守的？让我不能再用老资料，不能再说老腔调，要大量发掘历史资料，从第一届读书月的历史开始写起，贯穿起来，用事例来具体说明读书月给这个城市带来的变化。一句话，要有新材料，上天入地去找，要有理论高度，还要有事实支撑，更要有新的提法，要凝练要提升。
关键词是：要写一万字的大长篇。
我当时听得脑袋轰轰轰，一句话，逼死人不偿命。
以前动辄写五千字左右的，按说对一万字不是个事情。但是这次要的是一万字的述评。我平时写一篇评论的长度大约在字左右，这下子要写一万字的述评，还附带诸多要求。要知道当时我们记者一个月的任务是一万字，让我一篇稿件完成一个月的任务，不是不可能，是太难了。
我遇到了这辈子当记者最大的门槛。
时间给了，题目有了，要求很具体，剩下的就靠自己了。
我那段时间基本淹没在资料的海洋中，写深圳读书月先得从了解深圳的历史和发展开始，不知道搜了多少资料，一点点往下截，一点点往起拼。
以前写稿总被编辑抱怨话痨，稿子出来总要和编辑讨价还价，不舍得稿子被删，哪怕缩小字号能保留全文最好。现在机会来了，一万字的盘子等你码，才发现字字千钧，第一次觉得一万字像一座山，要跨过有多难。
那段日子非常煎熬，我第一次清晰地掂量出文字长度的力量。
大侠属于甩手掌柜，布置了题目只是开例会时问一下进度，有一次问找到哪些新素材，我把搜罗到的念叨了几句，大侠听了说，起码和以前的不一样，继续。大侠从来不追稿，他知道编辑会替他追。
我不记得那篇稿件如何完成的，但交出一万字的长稿后，人像脱了层皮似的，连走路都觉得有点飘。
大侠看完全稿很兴奋，标题改成了“高贵的坚持执着的守望”，稿子准备分上中下三篇连发三天，第一天报题的时候被老总发现，直接从“文化广场”的头版提拔到《深圳商报》的一版。报纸头版版面何其金贵，三篇文章占据了核心位置，但有一小部分文字就被甩到后面版面了。第二天看见报上的版面，我觉得文章分割得有点可惜。大侠也说，早知道还不如在我们自己的版面上，可以完整呈现。那时候当记者，只需要认真写稿，交出好稿子，编辑和部门领导会合力做最好的版式，自己根本不用操心版面的事情。
三篇稿子发完后，有一天同事喊我接电话，接起来是市委宣传部打来的，转达部长的表扬，说这三篇述评写得好，有高度有见识。我在电话这头脸红耳赤，不知道该怎么接腔，只记得说了谢谢。
采访作家的技巧：读者永远比记者更受欢迎
现在收录书中的这些稿子，比起万字长文硬骨头来，都是日常小菜。但每一篇的出笼并不容易，有人曾问过我，你采访这些名人和作家难吗？有什么技巧？我说，真的有技巧。作家对记者的态度可能百花千样，但可以保证的是每个作家都会真心诚意善待他的读者。我的技巧是先做读者，再做记者。
我完成的这些采访，通常都会提前读过他们的书，带着问题去采访，采访过程中时时提醒自己，作为记者要有公众意识，不能只局限于读者的小我中。所以往往一篇报道，打着读者的旗号开路，再加上记者的好奇、观察、感受，每一次采访都是非常愉快的过程。
借着《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的招牌，在两岸三地，甚至全球的华语圈里采访文化名人也好，专家学者也罢，都无往而不利。那时候，我希望每次采访结束，稿件发表，会因自己的努力让“文化广场”的招牌更亮一些，可信度更高一些，生怕给这块金字招牌抹黑。
都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部里人多，各人风格不同，每周例会，大侠总会如数家珍般指名道姓，提醒年轻记者学这个学那个，这个的文风，那个的观点，感觉他手里攥着一把王炸天牌，而你正是其中之一，那种感觉真的好极了！
当时好多外界对稿件的反馈，好多都是开会时从大侠那里听来的，比如他说凤凰卫视杨锦麟《有报天天读》读了我的一篇评论了，他很高兴，接下来连着追看了几天，发现没再读了。有一年读书月期间，陈子善老师来当评委，看到我发在报上的一篇有关张爱玲的评论，打听何许人，大侠略带得意说，他们华东师大未必有这样的选手。其实都是一星半点，偏偏夸自己的就记得特别牢。
日子久了，不免露出马脚。
有一次，大侠派我去采访一位台湾来的著名国学大师。我说，我看过他的书，连句读都点不对，怎么能称得上大师？我不去。
大侠噎在当地，气得开骂：我们是报社，你是来当记者的，不是研究学问的，有没有搞错？
我厚着脸皮就是不去，他只好另派了人去。
这本书整理过程中我其实蛮怀疑，不知道这一束文字收集起来，除了对我，对读者和他人有没有意义？
我找大侠帮我写序，因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没有之一。他现在是《晶报》总编辑兼报业集团出版社社长，事务繁多，但一听说是我在《文化广场》的旧文字整理出版，觉得是好事儿，答应得很痛快，要支持。还要了我的书稿，看过内容后才动的笔。大侠的序言在他忙完深圳读书月后终于来了。读完后，我一直悬着的心踏实了，也知道自己找对了人。他不仅肯定了报纸文字的文献价值，给这些稿件找到了集合的理由，认为这些文字是为自己也是为时代备案存档。
像大侠说的那些没有被时间的风口吹散的文字，重新集中在这里。我在重读过后，觉得它们仍有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因为书不会老，书里的人和事，会和书一直在，读者也会一直在。
作者：杨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