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研究生三年，是此生学业的最重要的印记。沈曾植书法研究，为我开启新的学术研究之门。太多太浓恩情的记忆，融为我生命中之无尽藏。
年9月到年7月，是时光的针脚比此前1/2世纪生涯中瞬间拨快的三年。无形之间，初入中国艺术研究院读博时攥满在手心里的时间珍宝就要从指缝间流失殆尽。三年的时光最终凝结为一部40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从“通人之学”到“通人之书”：沈曾植书法研究》。
这是我从事文化工作和写作三十年来最彻底倾注心力的一篇文字，距离平生第一篇书法论文《由无序向有序的发展——谈书法艺术的高级层次》于年由中国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造型艺术研究》全文转载，已经相隔27年之久。写作过程中，第一次体会到“呕心沥血”四字并非形容词，而是包括了精神、体力的真切劳动和细碎进步感受的复合词，必须承认，这是十分紧张、快乐，对个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场充满幸福感的呕心沥血。
三年来，我在学业上的进步，离不开导师李一先生的关照和指点。李一先生德艺双馨，书画理论和书法、诗歌创作成就丰硕，为时代所共识。得列先生门下攻读博士研究生，是我此生学习生涯中的极大幸运。老师悉心指导，言传身教。我在书法技法和理论学习方面的点滴进步，包括读博期间写出20多篇专业文章，皆离不开老师的指教，同时由先生提携，得有机会向美术领域更多前贤、专家请益，并有幸参与《中国美术史》增订版之《二十世纪卷》的撰著工作。
《中国美术史·20世纪卷》编撰工作会议
这篇学位论文，凝结了李老师太多的心血和情感。选题确定，便是直接得到李老师的提议。选题缘起于年10月下旬的一天，在《美术观察》主编办公室，老师问起学位论文选题情况，我尚考虑不多。老师直接说，晚清沈曾植是不世出的大儒，是大诗人，更是大学者，其书法成就在近代书坛独树一帜，值得作专题研究。现在回忆起来，唯有“见猎心喜”四字可真实表达我当时的心情。选题就这样“瞬间”确定下来。在瞬间决断的背后，也有自己的一些积累，比如自己在90年代中间就买过沈寐叟的《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和书法集，80年代中期在复旦园近距离感受寐叟弟子王蘧常先生教益，如此种种，如人生中随时收藏的珍珠，恍惚觉得该到串联一起的时候了。
在近年学位论文中，沈曾植书法研究已渐成热点，其中戴家妙、肖文飞、成联方诸先生和我的同门段永成学兄的研究成果早已令人瞩目。选题确定后，又花一年半时间搜集资料、寻找切入点和完成开题报告，年五一正式动笔，到年五一完稿。其间，李老师有新得资料，便随时发来借参考。
5月16日，顺利通过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位论文答辩，现场受到答辩主席陆明君老师和答辩委员甘中流老师、何学森老师、朱天曙老师、杨涛老师的热情勉励和真切指导。
李一先生介绍学生学位论文情况
年5月16日答辩现场。左起：李一老师，何学森老师，
朱天曙老师，陆明君老师，甘中流老师，杨涛老师。
现将论文作大致介绍，希冀更多师友、同道指导。
论文主要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在沈曾植的“通人之学”的学术背景下，探讨以“通人之诗”切入对“通人之书”的研究。对此，论文摘要有如下表述：
沈曾植为清晚期学术通人、“同光体”代表诗人，亦是书法名宿，其书学理论、书法造诣在书法史上均占重要一席。作为一流学者，以及同光体诗派唯一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为一的诗人，寐叟晚年书法面貌独有其构成要素和特点，其“诗家句法即书家笔法”等诗学观点，不啻为开通诗学与书学之密钥，受诗界重视的“三关说”虽就诗歌立论，其理念实可延及书法领域，盖学问、诗词、文章虽非书法，但皆为书法之所以然。
第二部分，是深入探讨沈曾植书法理论成就。论文摘要有如下表述：
碑帖题跋、札记是寐叟书法思想的主要载体，与其学术、诗歌同具深刻奥衍文风，时见机锋，思想密度、解读难度之大为历来各家书论所罕见。本论文在全面研读文本的基础上，一方面将其中为当代学者乐于引用却频遭误读的部分厘清混淆，正本清源；一方面将尚未受到重视的观点予以揭示、彰显（如寐叟对“中画丰满”、“始艮终乾”等疑题的辨析实际解决了在他之前学者、书家久存的困扰），寐叟书法思想的高度也由此确立。
第三部分，直接研究沈曾植书法创作情况。论文校内要有如下表述：
寐叟书法造诣以晚年作品为代表。本文结合其书风衍变与艺术家成长规律，对于沈曾植书风嬗变分期，提出了新的看法；对寐叟晚年书风，突破当代学者以“碑帖融合”为其简单定位的共识外壳，对寐叟所取法之对象，逐一区别源流、分析对其书风形成之作用主次，包括对“碑”与“帖”二者得以融合的重要元素——汉简、章草，在书史、书体层面作出新的归属；对虽为当下共识，但与寐叟书法、境界并不相符的观点，比如皆谓其“晚年主要师法*道周”，由实际书风对照和完整的文献解读，找寻到该论点的致误源头；自曾熙之后，学者往往以“不稳”为寐叟晚年之终极追求，本文由对通人的“同情之理解”入手，揭示此一论断之与寐叟及通人境界相悖的实质，指出“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艺术自由王国方为寐叟之最终趋向。
第三部分的研究重点是沈曾植晚年书风。寐叟晚年书风，多数学者定为章草，但将寐叟晚年书风与章草规范对照同异，显非完整意义上的章草，实为吸收章草用笔蕴涵的行草书体；同时，这一书风与常规行草书之间亦存在明显差异，应对此范式作确切的书体定位，因而借鉴王蘧常“蘧草”命名理路，将寐叟晚岁显见章草意味的行草书命名为“寐草”。这一工作对沈曾植书法研究以及书史、书体研究应具有实在意义，比如，将寐草置于书体发展史上，正是遥接一千五百年前王献之对王羲之在“稿、行之间”“改体”建议的首次成功尝试。
论文将沈氏晚年书法与吴昌硕、康有为作一对比，论定其书史地位，如论文摘要所述：
沈曾植及其寐草，堪称中国古代书法史上的最后一座高峰。寐叟与吴昌硕、康有为为清末民初三大书家，相比于吴氏形成由门人弟子传承的封闭书风、康氏书法影响及身而止，寐叟则以其并不完全遵循章草规范的寐草，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一个开放范式，昭示出书法创新的无尽可能性，近现代章草的复兴不过为其意义、影响之小焉者。
论文认为：“通人书法”为数代以来客观存在但向未经揭出的概念，寐叟书法则是“通人之书”的典型甚至绝响。在研究“通人书法”概念及要素、特征的基础上，探讨通人书法的研究方法，亦可见对当代书法理论与创作发展的现实帮助。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体会到：通人书法，既是研究沈曾植书法的一个理想角度，又是提升当代书法理论与创作的一个现实路径，其影响和价值将在未来的书法实践与发展中得到突显和发扬。
沈曾植治学中的融通理念，在其书法研究和书法实践中一以贯之。本论文在写作中也借用了融通的方法。余英时先生在《我为什么写陈寅恪》一文中说，自己“尽量试着师法他（陈寅恪先生）的取径，他怎样解读古人的作品，我便怎样解读他的作品”。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这篇沈曾植书法研究的论文，与其说是我的阶段性学术成果，不如说是沈曾植先生假我之手来解读他的书法理论和创作成就，并引导我将研究的触角延伸到“通人书法”的领域之中。也正是得力于此，本论文在沈曾植书学理论和书法创作两方面能够在研究深度和细致程度上恪尽全力。
沈曾植（-）
寐叟墨迹
论文越写到后面，越有一个清晰、真实的感觉——这是当代书法学习者向沈寐叟先生的致敬之作。
呈交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展览的作品，一为自作诗《寐草行》八屏，一为沈寐叟、苏东坡诗词集联，同样是向沈寐叟先生致敬之作。
论文写作，也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享受治学乐趣的过程，导师、师友和家人的悉心关怀和支持让我得以最大限度地沉浸于其中，使人生中最富意义的三年学习时光溢满了幸福感。三年里的点点滴滴，溢满心怀，太多的恩情记忆，成为我命运的厚赠，也是我迎接后面人生的底气，是生命中之无尽藏。
论文答辩后，部分在读同门和导师合影
附1：博士学位论文小影
附2：参加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作品展作品（选一）
自作诗《寐草行》八屏cmx50cm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