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园（章静绘）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到明清之际，再折回当代史，赵园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可以说在每个方向上无不全力以赴。虽成绩不同，评价有别，每当投入一个陌生的领域，都有动机、动力，研究过程中有热情与兴奋，每次选择都不曾违拗个人意愿，有非如此选择不可的理由。
稍有重量的论著都有故事，都有“文本内外”。在这篇访谈中，赵园将与我们分享她游走于文史之间的学术甘苦，及溢出学术之外的现实关切。知人论世，对她而言是无限期的功课。
《北京：城与人》，赵园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年1月出版，页，17.00元
学术起点中往往包蕴着一个学者毕生与之纠缠不清的一些基本问题，不论他以后如何偏离原有的学术轨迹，仍会忍不住折返回来重新作答。在您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是否也埋藏着一些贯穿始终的问题线索，您是如何摸索出适合自己的研究路径？
赵园：
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还不大有学术自觉。当时的情况是，我周围涉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知识分子的“道路与命运”作为研究课题——自然与刚刚结束的“文革”相关。既清理历史，也是自我梳理，只不过路径互有不同而已。我是将这一方向的考察贯穿始终的一个。至于问题意识，仍然不出“道路”“命运”之类是吧，尽管这种说法比较老旧。硕士论文最初的选题，就是现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硕士论文格局狭小，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这样庞大的主题无从展开。仓促间改写老舍，为一些年后的《北京：城与人》作了准备，却是当年不曾想到的。由此看，你的选题是否有所谓的“生长点”，还要看机缘。
毕业后一边铺开了写《艰难的选择》，一边写小说家论（《艰难》中也有个案即作品分析）。此后的路径于此形成：由文集入手，综论与个案分析并行，无论《城与人》《地之子》，还是关于明清之际的五部学术作品，直至关于当代史的考察。这种路径似乎也未经设计，大约与“由文集入手”有关。当时我的同学，有的是谨遵王瑶先生的指导，先翻阅旧期刊的。大历史中的个人，始终对我有强大的吸引力。
您曾说“没有自我更新能力的研究，没有自我反省可能的研究，其最佳命运，是作为思想及语言化石摆放在学术陈列馆中”。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一直在急遽变化中。我们回过头去读上世纪八十年代公认的学术经典，在语气、语调上已觉得有些隔膜，很难进入。八十年代共通的问题意识与表述方式，是否也在您早期的学术著作中多少留下了一些痕迹？您是如何从八十年代的氛围与腔调中挣脱出来，不让自己的语言、思想过早定型、僵化？
赵园：
八十年代曾经共享的一套概念系统、表述方式、分析工具等等的被废弃，读自己的旧作就不难发现。我读《艰难的选择》就有隔世之感。由一个角度，那一套概念系统、表述方式、分析工具也是历史的印迹。最先忘掉的，是你曾经怎样书写与言说，往往要赖文学艺术的提醒。你曾经怎样书写与言说，是否也有可能作为分析材料？其实那本书并不属于“典型的”八十年代作品，不大适合以“年代”归类。走出八十年代的学术氛围，与此后选择的研究对象、也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学术转型有关。我们或许还会谈到。
《艰难的选择》，赵园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年1月出版，页，23.00元
把历史集中在人那里，是您擅长的学术路径。如今强调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作家论似被视为过时的文章体式。事实上，作家论极考验研究者对历史中人的整体把握。要把作家论写活了，绝非易事。近三十年来“重写文学史”的潮流打乱了现代作家的座次表。在现代作家与文学流派中，您应该也有个人偏好，哪些人的文字、品性更跟您“投缘”？我注意到鲁迅在您个人阅读史中的特殊位置，他是否构成了您思想底色的一部分？
赵园：
由“后‘文革’时期”起步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代，似乎有对“左翼”的偏好。我选的“小说十家”，七家为左翼作家。事后看来，对张爱玲、沈从文以至凌叔华，持论均不免于苛。写张爱玲的一篇，题目就未出左翼视野。当年的我曾经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不能容忍对于鲁迅的任何非议，态度之偏激，几十年后回想，会觉得不可思议。围绕“两个口号”（“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我的倾向之明确，像是没有脱出“文革”中派仗的情境，选边站队。但偏执中何尝没有年轻人的热情！偏激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就我而言，在渐趋平和之后，那种偏激，偏执，“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确是曾经年轻过的一份证明。
确如你所说，对鲁迅的阅读，构成了我“思想底色”的一部分，至今仍然如此。只不过认知仍有变化罢了。八十年代初读研，夏济安的鲁迅论，张灏的“幽黯意识”，要费一点力气才能适应。人性的幽黯处，原先的那种二分的视野中，是没有位置的。尤其关于鲁迅。读夏志清小说史的论张爱玲、沈从文，有触动，却也说不上震动。我更相信自己的阅读感受。尽管“感觉”“印象”在那个西潮（其时的“新学”）滚滚而来的年代，已是“旧派”“老派”的标记。“趋新”（亦“趋时”）从来超出了我的能力。对陌生的学术资源、理论，却非但不排斥，而且始终保有了吸纳的愿望。尽管依我的天资，对有些理论，的确难以理解那奥义。
“文革”期间读鲁迅之后，初入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最先吸引了我的，是有旧式文人气息的郁达夫。深厚的旧学修养而能出之以畅达的白话，气质像极了活在现代的古人，却又有与时代的亲密关系：由左翼到抗战。见人见事之明，则如对周氏兄弟，对“广州事情”。睿智犀利，奇思妙解。种种似矛盾不相容的东西，在一个人那里搅拌在一处。至于文字，郁达夫的潇洒，既关性情，更缘学养。许子东的早期著作之后，对郁达夫其人其文，似乎没有见到更精彩的分析；是否也因为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专业人士，古典文学的修养普遍较差？
《论小说十家》，赵园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11月出版，页，30.00元
《北京：城与人》是您社会影响面较大的一本书。您对城市的观察与省思，不限于学术研究层面，还曾以学者身份参与到城市建设与改造的社会讨论中。能否谈谈您在城市这个公共话题上“溢出”学术研究的那部分工作，如何把北京变为“自己的城市”。
赵园：
《北京：城与人》完竣是年，因故于年才面世——对于这本书，或许时机刚刚好。九十年代开始，“老北京热”“胡同热”升温，这本温和平淡的书意外走红。这本书作为分析材料的八十年代最初几年发表的“京味小说”，重又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