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声
中山大学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要求不得把SSCI、CSSCI等论文收录数作为教师招聘、职务职称评聘、人才引进的前置条件和直接依据。这种“唯论文”现象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背后又有哪些一言难尽的逻辑？作为恢复高考之后中国学术40年的亲历者，陈春声先生指出，中国学术研究整体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真正能历史留痕的思想发明却未同步增长，中国知识界的自信心也未同步增强。他坦言，学术界出现了显著的既得利益格局，老一代学术中坚力量占据丰富资源，既与新一代存在利益冲突，又成为部分年轻学人谋求晋升之道的“榜样”，在学术与社会一同平庸化的时代，真正怀有学术雄心者已凤毛麟角。另一方面，传统学术共同体“清议”和权威学者判断的公信力遭到怀疑，“可操作性”被引入学术评价体系，“学术规范”成了克服学术不端的工具，刊物等级、引用指数、论著数量等等成为左右研究的指挥棒。就人文领域而言，被大批量生产的博士压力甚大，研究日益碎片化，以至于“小题大做”现象频出，而真正的问题意识却变得稀缺。作者认为，强调思想、价值、精神、文化的人文学科，相对更容易受到世俗化评价标准的冲击。尽管艰难，人文学者还是要努力保持学科自觉，守护人文精神，特别是在数字化时代，人文学者的功力主要体现在眼界和通识方面，新一代学人应更重视博大的学术视野和深刻的思想建构。本文原载《开放时代》年第1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30余年来，中国学术研究的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整体性的，不仅表现在高考制度、研究生培养制度、院系扩展、大学与科研机构转型等比较“内在”的方面，更重要的是，也包括了公共资源的投入与分配、出版发行、学术评价、公众对学术研究的态度等等似乎较为“外部”的内容。而令人深思的是，尽管有了如此巨大的制度性变化，但30年间真正可以在学术史上留下痕迹的思想发明似乎并未如预期般地同步增长，中国知识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心似乎也并未同步增强。今天，也许正是平心静气地讨论出现这种情形的缘由的时候了，除了可以从*治环境、文化氛围、意识形态、国民素质等等方面继续分析其缘由之外，可能更本质的理由，还是在学术从业者本身。
▍七七、七八级已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绊脚石？年因恢复高考而进入大学读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由于历史和时代的缘故，在国人的“历史记忆”中，已被形塑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会群体。从与国家*策紧密相连的个人命运戏剧性转折及因此而产生的某种集体认同感来说，将所谓“七七、七八级”的存在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可能还是有理由的，但若因为这两个年级的本科生是从10年未能参加高考的万考生中，以约20：1的淘汰率被录取的，就以为这他们真的“天赋异禀”，期待在这个带有“虚拟性质”的社会群体中能产生更多优秀的学者，期待他们会有更多的具有传世价值的思想创造和学术贡献，时隔三十年后，再回首静思，就很可能觉得这样的期待过于理想化了。起码在人文学科的各个学术领域中，总体而言，出身“七七、七八级”者并未显示出更大的优势，或有更突出的贡献，平心而论，那些出身“工农兵学员”、而再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者，在许多领域里同样具有很大的影响，同样成绩斐然。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如果把七七、七八级（或更广义一点，包括被称为“八〇学人”者）视为一个群体，那么，这一群人由于其生长、生活的社会背景的限制，在知识结构、科学素质、外语能力、国际观、品味和眼界等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先天的”不足，从而严重制约了他们后来从事学术工作时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此外，还有一点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