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消息，德语翻译家、卡夫卡研究专家叶廷芳因病于年9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9岁时，叶廷芳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失去了自己的左臂。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叶廷芳将卡夫卡和迪伦马特等一批经典德语作家译介到中国，被称为“译介卡夫卡于中国学界第一人”。
《追寻缪斯》是叶廷芳的一部自选集。书如其名，其中收录了叶廷芳对文学、美术、建筑等艺术之美的体会。正如叶廷芳在序言中所说，“我的生命就是由这些缪斯姐妹们支撑的”。
《追寻缪斯》，叶廷芳著，商务印书馆，年5月。
焦虑与解脱
焦虑是现代人，首先是现代知识者或文化人的根本生存境况。
如果说，欧洲人当年冲出中世纪的黑暗，发现了新大陆，掀起了工业革命，从而使人类看到了自身的伟大与美好，进而发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赞颂，那么现代人面对科学技术的加速度发展及生产力的突飞猛进，惊回首，却发现自己成了“地球的杀手，万物的天敌”，因而是“宇宙的害虫”。于是，还没等我们来得及忏悔，大自然便开始了凶狠的报复；君不见，从未听说过的怪物“厄尔尼诺”逞威，完全陌生的瘟疫“艾滋”肆虐；今天江河决堤，明天高空扬沙；这里物种濒危，那里臭氧空洞燃眉……我们曾经深信不疑：世界总会越来越美好，人类定会越来越安宁。谁料却不断传来这样一些意想不到的警报。莫非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真的在他身上加进了“原罪”，让他在俗世永远也救赎不清？
尽管我们为赎回对大自然犯下的罪过弄得焦头烂额，但这至少还有个行动的目标。现代人日益发现的那条似是而非的规律——悖谬或怪圈，则尤令我们尴尬和困惑。曾见否，我们在挣脱一条镣铐的时候,以为获得了自由，殊不知在自由的另一面，一条新的镣铐又把我们扣住。你看：没有法制，我们会感到恐惧,热烈呼唤它的诞生；法制一旦建立并完善，我们又须小心翼翼，甚至不得不花钱雇请律师来充当心理保镖，不然随时会有触犯法律之虞；我们塑造神明，希望它能保佑我们，一旦把它造成，我们又陷入它的奴役；我们欢呼牛顿、爱因斯坦，以为物理学能改造世界，但物理学的发展却导致了数万枚核弹头的储存，它们足以让地球毁灭一次又一次。……这个悖谬的怪圈曾经困扰着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使他像“被鞭打着”写出了一系列震撼世界文坛的杰作。这个怪圈也折磨过美国作家海勒，使他花了八年时间完成那部“黑色幽默”的名作《22条*规》。它甚至还激动过马克思主义戏剧家布莱希特，他在那部充满智慧的剧作《四川好人》中让主人公说出，我行善不行，作恶也不行，我究竟应该怎样才能活得下去呢？瑞士戏剧家迪伦马特则从这一人生处境中得到美学感悟，因而创作出一出又一出动人心魄的悲喜剧。
面对生存的困厄或焦虑，态度最认真也最“傻帽儿的是卡夫卡，他切切实实进行着异化现实的生命体验，并把写作当做这种体验的过程。下面这段话如果不是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是写不出来的，他说：我们以为一直在向前奔跑，越跑越兴奋，越跑越起劲，到头来一看，其实并没有跑，还是站在原来的地方！这种荒诞和尴尬的感受积压在心头，成了“庞大的世界”，焦虑不安，急欲宣泄出来，否则它就要“撕裂”，而一旦得以宣泄，那就是“内部向外部的巨大推进”，是莫大的幸福和快乐。
比起卡夫卡，迪伦马特要聪明和“狡猾得多，他看到“现实是以悖谬形式出现的”，但是他把它变成一种审美游戏，并作为一种创作奥秘：“写戏剧没有悖谬是不行的。”无怪乎，他的戏每每叫人开怀大笑，同时又挂着两滴眼泪。如果说，他和卡夫卡通过写作都获得快乐，那么后者是一种焦虑宣泄的快乐，而他则是一种进行“美学虚构”的快乐。
现在的人很少像卡夫卡那样做了，昆德拉大概是仅有的一位，他那“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警句没有生命体验的切肤之痛是写不出来的，不愧是老卡的同乡。所不同的是，他毕竟走出了布拉格，也走出了那个时代，因而他的生命正消受着鲜花的礼赞，而卡氏在冥府仍然承受着那难以承受之轻，因为现在阳世对他的赞美他未必认可，否则他生前何必要把他的作品“统统烧掉”？
当今的文化人在生存体验中、在现代哲学启示下焦虑感越来越强了，但多半愿意走迪伦马特的路子，即对于世界的无奈干脆“幽他一默”，在熙熙攘攘中捂着一个焦虑不安的灵*。笔者不会搞美学游戏,只知在美的王国里自由驰骋，以此来平衡生命的失重。什么时候感到深心中有个声音在喊叫，在呻吟，就干脆抽身去看个画展，观一台芭蕾,听一支乐曲……我称之为“生命压抑的美学平衡”。这一态度恰与周国平先生相唱和；周先生称，在物质和金钱的重压下，选择一种“审美的人生”是可取的！
怎样看待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是从年起评的，恰好与世纪同龄。这过程中有七年因两次世界大战未能进行，实际上共评了91次奖。其中有4次是双得主，所以总共有95位幸运者。不过事实上并非每个获奖者都感到幸运，比如法国的萨特,他宣称“拒绝来自资产阶级的一切荣誉”而拒绝领奖。也有的对此并不热心，更不趋之若鹫，如我国鲁迅，当有人拟为其推荐，他则声称：他并不想成为“钦定”的作家，那样他就不再有生命力了。当然这样的例子是绝无仅有的。就绝大多数来说，都把这一奖项视为莫大的殊荣而欣然接受。只是，评选文学奖不像科学奖那样单纯，可以凭实证测定一项发明的成果，或者看其是否解决了多少人为之奋斗过的某个难题。文学成就是不能预测的，文学评奖更受多种因素影响。有的作品并无深邃的时代内容和持久的美学魅力，只是能起一定的轰动效应，因而榜上有名，却很快成为明日*花；有的作家则有先知般的特性，在时代大潮到来之前即把握住了时代精神，捕捉到新的审美信息。这样的作家人们往往对之视而不见，或视之为“非文学”的异端。难怪有人说“当代的历史最难写不管史家们主观上多么力求公正，最终他都会难免要看错一些人，疏忽一些人，或者错怪一些人。何况，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委员会是由一个国家，即诺贝尔的祖国瑞典的学者中产生的，她缺乏国际性，这本身就是一种局限。尽管每年评奖时的激烈争论都能证明她对公正的追求。但每年评选结果的公布，几乎都伴随着不以为然的异议声或埋怨声。
这是不难理解的。人们常说：文学是人学，是情感的艺术，阅读或评判时，不仅要受到时代、民族、地域、历史、文化、*治、语言、风俗等因素的客观影响，而且还要受到每个人性格气质、人生阅历、知识背景等主观因素的影响。无怪乎，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历程中出现了不无悖论意味的现象：被她发现的天才与被她埋没的天才几乎一样多！因此，如果要从本世纪的世界作家画廊中，选出最拔尖的60位，则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差不多有一半被瑞典文学院漏掉了！其中人口仅有万的奥地利就有六位：小说家卡夫卡(—)、诗人里尔克(—)、小说家穆齐尔(—)、诗人兼戏剧家霍夫曼斯塔尔(—)、小说家勃洛赫(—)、诗人策兰(—)等；法国也有六位：小说家左拉(—)、小说家普鲁斯特(—)、诗人瓦莱里(一)、诗人兼戏剧家克劳岱尔(—)、诗人布勒东(-)、小说家马尔罗(-)；英国五位：小说家哈代(—)、小说家劳伦斯(—)、小说家康拉德(—)、小说家伍尔芙(—)、诗人奥登(—)；俄苏至少有两位：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和小说家兼剧作家高尔基(-)；美国两位：诗人庞德(—)和诗人兼小说家纳博科夫(—)；爱尔兰一位：小说家乔伊斯(—)；瑞典一位：小说家兼戏剧家斯特林堡(—)；挪威一位：戏剧家易卜生(-)；西班牙一位：诗人兼戏剧家洛尔现(—)；土耳其一位：诗人希克梅特(—)；日本一位：小说家三岛尤纪夫(—)；瑞士三位：小说家瓦尔瑟(—)和戏剧家兼小说家迪伦马特(—)、弗里施(—)；黎巴嫩一位：纪伯伦(—)。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向来以文学大国著称于世，她至少应该有三位至五位：鲁迅、老舍、沈从文、郭沫若、茅盾。
从以上名单中不难看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至少存在三个问题：首先，她对本世纪世界文学中的现代精神的感悟是欠敏感的，君不见被她“漏掉”的上述作家，大部分都是现代精神较强的作家，或称“现代主义”作家，不仅崛起于奥地利的那可观的一群没有一个得到她的承认，甚至举世公认的那三位“现代文学之父”——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统统被忽略于她的视野之外！以致连她自己祖国的那位对世界文学影响甚大的戏剧家和小说家斯特林堡她也视而不见！这不能不说是某种偏见使然。其次，诺贝尔文学奖的这种偏见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暴露了出来，集中表现在对布莱希特、高尔基和鲁迅的“遗漏”上。尤其是布莱希特，他是本世纪西方艺术革新的一面旗帜，他的戏剧学既是属于平民世界的，又是“现代”的，而且得到东、西方两个世界的承认,其影响至今方兴未艾，而且范围日益扩大，没有任何理由把他排除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谱系之外。再一点是，第三世界的获奖者显然偏少。从近几年来的评选结果看，瑞典文学院似乎已意识到这一点，并作了一定的补救。
当然，对于上述的责难，瑞典文学院也有辩护的理由。应该说有的理由是说得过去的，如说到三大“现代文学之父”，其中卡夫卡和普鲁斯特去世时，他们的多数作品或主要作品尚未发表，即使已经发表（如乔伊斯），一时也不容易发现，因为现代人文精神和现代审美意识的普遍觉醒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不能苛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具有这种超前意识。但她为有些作家没有获奖所陈述的理由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如说托尔斯泰之所以未予奖赏,是因为托氏晚年长篇小说的创作已转向，主要写教育及宗教小册子，宣扬无*府主义，因而与诺贝尔规定的“理想主义”相左，云云。这是难以成立的。众所周知，托尔斯泰之所以成为托尔斯泰，主要是因为他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巨著，这是他作为作家的最本质的东西。奖赏应该是给他一生的主要业绩的评价,还是只看一时一事？回答当然应该是前者。再如，说左拉没有获奖是因为他的作品“未经精炼的愤世嫉俗的自然主义”；易卜生落选是因其“否定主义”；哈代是因其女主人公“缺乏宗教伦理基础”；斯特林堡是因其“不道德和邪恶的亵渎”；……这些理由显然是牵强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感谢诺贝尔奖评委会，经过她的筛选，还是为我们发现了一大批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其数目至少与被漏掉的作家数日不相上下。尽管这个名单还要经过下个世纪乃至更长时间的筛选，但可以相信，总有一部分将永载史册。如果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这项活动，我们也会把其中的一部分疏忽掉！因此，我们需要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窗口，我们也不对她提出绝对公正的苛求。
《西风故道》，叶廷芳著，海天出版社，年9月。
书斋，我的精神家园
书斋之于读书人，一如农田之于农民。虽然不是每个做学问的人非得有个书斋，但书斋对于我，确是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它是我的工作之依托，更是我的精神之家园。它是我几十年心血营造之结晶，又是我的视野、知识、兴趣驰骋的场地。
书斋，顾名思义，是藏书、用书的地方，书是它的主要内容。我的藏书就数量而言并不算太多，有没有过万，从未清点过；有没有海内孤本，也不敢说。但我十分珍视它们。因为它们来之不易。特别是靠助学金上学的年代，每月三、五元的零花钱已经够可怜的了，却大部分都为我买书所消耗。工作以后，每月领到众所周知的那几十元工资，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逛书店，痛痛快快买上几本书再说。遇到有出国机会，买书的欲望更是难以遏制，因为那里的书内容广泛，装帧精美，不惜节衣缩食来满足部分欲望。尤其是年那一次，生活用品几乎一件也没有买，都用来购置德文书，共达多公斤，其中包括一批大型画册。但在国外逛书店，与其说开心，毋宁说难受，因为囊中羞涩，对着更多的书只能心中痒痒，望“书兴叹。
买书固然高兴，但也常使家人犯愁，甚至吵嘴也在所难冬。直到现在，每逢家里来了客人，女主人实在掩饰不住家中的寒穆，便对着书房抱怨：“我们家什么也没有，只有几本书。”从某种程度上讲，这话没说错，直到两年前，我在银行里的存折从来也没有超过元！即使现在，人们看到我卧室里的那个歪歪扭扭的大立柜仍不免发笑：这家人的书柜和大立柜，一个属于精神，一个属于物质，二者的反差竟是如此之大！
书籍还曾给我带来长期的烦恼，因为它与人争空间，特别是成家后的16年,一直住在一间房子里，大小两张床，两个书架，一张写字台，哪里还有空地方！不得已，只好在写字台上搭起两层木板，用来放书。后来干脆把书架靠墙竖在写字台上！有了二居室后，也只是头一二年稍感宽松些。但一间书房要兼卧室，还要兼客厅。而书不断在增加，每买一本书，都要斟酌老半天，该把哪本书抽出放到床底去？久而久之，书堆满了所有的空隙，要査一本书往往翻找大半天，虽满头大汗而不得,让你气得不知该哭还是笑。两年前，单位终于补给我一套单居室，这样我就有条件腾出一个大间来，专门做书斋用。我把房子略事装修，自己亲自画图设计，去大红门木器厂定做六个2.7米高的硬木书柜（二层相叠），“顶天立地”，以充分利用空间；每个书柜中下部带两个抽屉，一共12个抽屉，分门别类放些文件，使用起来方便得多。书柜每层高低不一，每层里外放两层书；里层六厘米高处再加一块档板，这样里层的书有一部分书脊高出外层，取书时査找便当。但“一面墙”的四个书柜中间三层只放一层书，这样外层空出可摆放些工艺品之类的玩艺儿。我每次外出不论国内国外，都要带一两件有当地特点的艺术品回来，摆在玻璃书柜里，既增加书斋艺术气氛和异域风味，又有纪念价值。六个柜子当然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我把约六平米的拐角阳台封死，将淘汰下来的四个书架请到阳台上，放些次要的书；同时将原来的两个书柜搬到卧室，与写字台摆在一起，放些日常需用的书。写字台上的书架继续保留，全放工具书。现在可以说，我的每本书均已“各得其所”，再也不受翻找之罪，蒙尘之虞。这是我久盼的心愿。当然，三年后恐又得开始发愁。
就内容说，我的藏书是比较丰富的：既有中文的,又有德文的；除了文学书籍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美术、音乐、建筑乃至各地山水名胜的资料,可谓中外交融，图文并茂。每当我工作中需要査什么资料，依靠自己的书斋解决了，我会感到十分欣慰；每当我随时想起看哪方面的书，唾手可得，也会感到喜悦。现在，我在买书方面尽量往高档努力，特别是本单位图书馆不购置的书。例如，丟年看见书市上有《大英视角艺术百科全书》，虽较贵我也毫不犹豫把它买来了。不久，见大型中国绘画图册“元四家”、“明四家”、“四僧”等出版，不便宜，我也一口气把它们抢了回来。按照艺术史的线索从国外购置的成套大型德文图册也已成为规模。每逢节假日或夜深人静，我信手翻阅着、品味着，真是少有的惬意，莫大的享受。
我的生活哲学是追求一种审美的人生。为了增加书斋的丰富性和立体感，达到审美“多元化”的效果，我在书房里同时放一台组合音响和一台电视机，使记忆符号与听觉、视觉印象融为一体，以增加审美气氛的浓度。这样我每天置身在这个书斋里，就等于每天沉浸在一个美的王国。尽管生活里有其他不足或缺憾，只要有这个书斋与我相依相伴,我就会感到幸福，甚至陶醉。
原文作者
叶廷芳
摘编
刘亚光
编辑
青青子
导语校对
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