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年10月24日在三联书店中国美术馆店举办的普鸣《作与不作》《成神》讨论会的发言稿，由澎湃新闻记者丁雄飞整理，经作者审定。
全文分两部分刊发。上篇收录了清华大学新雅书院讲席教授甘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赵丙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孟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李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杨起予的发言。
《作与不作：早期中国对创新与技艺问题的论辩》，[美]普鸣著，杨起予译，唐鹤语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1月出版，页，49.00元
《成神：早期中国的宇宙论、祭祀与自我神化》，[美]普鸣著，张常煊、李健芸译，李震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1月出版，页，58.00元甘阳：比较的陷阱与海外汉学的自觉我先讲讲普鸣（MichaelPuett）这两本书的翻译经过。《作与不作》和《成神》的中译本可以说是博雅教育的副产品，是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教学成果。年，我给博雅学院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开了一个“比较古典学”研讨班，这个班由两部分课组成，一部分读柏拉图的七个对话，一部分讨论早期中国文明的基本问题。早期中国文明这部分，阅读材料是从张光直、史华慈到葛瑞汉等海外汉学家的作品，其中就有普鸣这两本当时尚未译成中文的书，这批学生心气比较高，在阅读的同时就集体译出了初稿。最初翻译并没有想要出版，仅仅是为讨论方便，后来有出版打算了，几位同学又花了几年时间打磨译文。
为什么讨论早期中国文明要选读海外汉学？记得我对学生们说，虽然这个研讨班叫“比较古典学”，但目的不是让你们做比较，恰恰相反，我第一个目的是希望你们不要做比较，因为比较充满了陷阱。当然不可否认，一百多年来所有关于中国的研究都属于比较研究，西方学者无疑是西方学术的背景，中国学者也同样深受西学影响，我们文史学科本身就是在西方影响下建成的。所以我一方面想告诉学生不要随便做比较，另一方面也想把比较的问题摊开，至少在中国研究上，没有人能避开比较，关键是如何把比较作为问题提到自觉的层面上。我让学生读国外汉学著作，主要因为它们的比较框架相对明朗，有助于我们看清问题，而对于一些更专业的研究，要看清背后的框架往往很难。
研讨班中国部分阅读书目的第一本，是年美国一批顶尖汉学家的文集《中国的遗产》（HeritageofChina:ContemporaryPerspectivesonChineseCivilization,PaulS.Ropped.,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这部文集反映了当时新一代汉学家的自觉意识，即关键不是比较，而是问什么问题。他们明确不再问老一代汉学家提出的诸如李约瑟问题：为什么中国科技没有发展？为什么中国没有工业革命？为什么资本主义没在中国兴起？这样的提问方式把西方的某种特征作为样板，往往会使人误入歧途，到最后只能问：为什么中国没有上帝？这是根本回答不了的问题，甚至还会引出更多误导性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史诗，就开始找史诗，为什么中国没有悲剧，就开始找悲剧。新一代学者希望就中国文明本身来问关于中国的问题，至于他们能不能提供好的回答，则是另外一回事。我把普鸣也放在了这个系列里，我觉得对于即将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同学，这个系列有助于他们避开一些陷阱。
《中国的遗产：关于中国文明的当代视角》（）当时这个研讨班的总标题叫“圣人/哲人：天·人·古·今”，“圣人/哲人”是想强调中国圣人传统和西方哲人传统的不同，“天·人·古·今”则意味着我认为在中国，天人问题和古今问题，也就是历史变化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当然它们可以不连在一起。我们知道，原始部落往往是天人合一的，所以张光直先生会提出“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的主张，但问题是，中国文明和原始部落该怎么区分？我想强调，对于中国，每一次古今大变动一定会反过来重新逼问天人问题，因为古今大变意味着所有以往遵守、认同的规范和标准受到极大动摇，它同时还会引出另一个问题：根据什么标准来判断变的好坏？历史变动使对于天人问题的追问更加艰难，我觉得这是普鸣《作与不作》隐含的一个主题。这本书比较容易引起争议的是第一章里突出殷和周的相似性，这不同于王国维所认为的殷周之变是根本大变。但更重要的还是他强调，战国和秦汉之际的巨大变动带来了对于天人问题的重新思考。所以即便原始部落也有某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但是它们很可能没经历过巨大的历史变迁，因而对于天人问题的追问未必能达到很高层次。《作与不作》和《成神》这两本书差别比较大，在中文版正式出版前，一直有专家问我，为什么一个学者要写这样的书？甚至说，一个学者怎么可以写这样的书？言下之意是，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是古文字家吗？他是古文献家吗？他是历史学家吗？他是考古的吗？他是做中国哲学的吗？这确实是个有意思的问题，普鸣的两本书跨了很多领域，可能有不少硬伤，但我恰恰想要强调，跨领域正是汉学的特长，它能把我们在既有学科笼罩下看不到的问题带出来，把很多问题集中在一个问题上。《作与不作》是普鸣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在中国不可能有人敢写这样的博士论文，至少也要到成名以后才会写这样的书。今天很多专家可能会指出书里的问题，包括对“作”字的解释提出异议，但我个人感觉是，《成神》的野心更大，问题可能也更多，而《作与不作》基本是在可控的范围内处理文献，论题也比较集中。
普鸣举个简单的例子，《作与不作》从来没有直接谈古典中国和古希腊的比较，而是完全就着中国文献的脉络讲，《成神》里则有两处明确的比较：一是比较《诗经》的《生民》和赫西俄德的《神谱》，二是比较《管子》的《内业》等四个文本和恩培多克勒的学说。按照普鸣的解读，《生民》里姜嫄怀上后稷，是通过欺骗性的祭祀使帝下凡，偷得了神力，普鸣以此来对比《神谱》里普罗米修斯和宙斯的关系。他认为二者都涉及祭祀的引进、人的僭越和神的反复无常，不同的是，后稷及其后人用恰当的祭祀方式取悦了神，实现了人神和谐，而普罗米修斯虽然为人赢得了自主，却也使人付出陷入辛劳的代价，瓦解了人神谱系的连续性。至于在与恩培多克勒有关的第二个比较中，普鸣认为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古希腊，主张人能成神的一元宇宙论都是后起的、表达反对的话语，虽然他也承认两种文化的一元宇宙论有极大不同。我觉得这两个比较找到的相似性和得出的结论都有点薄弱，更不用说恩培多克勒在古希腊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而普鸣全书只有一处引了亚里士多德。我想，如果要建立古代文明之间的比较，不可能不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与中国文本的比较。相比之下，我觉得《作与不作》大部分是成立的。比如它第二章主要讨论儒墨之争，普鸣仍然讲的是儒家效法天文之理，将其引入人世，墨家则为使人拔高自身、脱离自然而创造发明，这和我们以往理解的儒墨之争差别没那么大。总的来说，普鸣并没有否认天人合一是中国文明最基本的核心，他只是说这是一个大变，即中央集权制官僚国家崛起的结果，而非像张光直先生所谓一切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奠定，以后一直如此。另外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普鸣把汉以前的文献都作为那一段思想论辩中的文献来看待，而不是像后世那样，把各家各派看得泾渭分明、彼此无涉。
最后我想再延伸一点。《作与不作》的副标题是“早期中国对创新与技艺问题的论辩”。我们经常认为，西方讲创新，重制作，其实西方同样讲某种意义上的神人合一，犹太基督教尤为明显：伊甸园里，神和人和谐共处，亚当夏娃堕落，就是背离了、破坏了上帝与人的和谐状态。亚当有原罪，但亚当从来没有杀过人，没有犯过人间罪，第一个杀人的是亚当的儿子该隐，该隐杀了兄弟亚伯，他同时也是城邦的奠基人。因此对于西方宗教，文明形态也是恶的。在上帝创造的世界里，人本来不需要劳作，伊甸园是完美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人有僭越之心，犯了原罪，遭受惩罚，才开始制作，但最终人还是要被拯救的。这就有点像老子说，作仁义礼智，是因为大道废、有大伪。而儒家的经学，也无非是要防止僭越，天人合一是给人间一个制约。就此而言，或许中西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尽管给出的答案不一样。从前大家总说，科学无禁区，我相信现在已经没人敢这么说了，科学伦理的问题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创新要不要有约束？要不要有标准？为什么有的领域不能随便创新？因为人的某些秩序是不能侵犯和破坏的。作与不作，最终逼问的还是人是什么的问题。
王铭铭：人类学的“复古”
我今天想说三点。
第一，我想说，普鸣的书有思想史、哲学、考古学、社会学，特别是社会理论和人类学的背景，涉及面很广，从我做的这行来看，这两本书是重要的著作，可以说是汉学人类学领域的复古之作。
西方做中国研究的人类学家最早有两个人，一个叫高延（JanJakobMariadeGroot），荷兰人，他曾受荷属东印度*府指派在厦门当小职员，其间坚持多年做田野工作，对闽南、厦门周边地区的民俗非常熟悉。他在解释民俗时会诉诸古代经典，特别是《周礼》。比高延稍晚一些的葛兰言（MarcelGranet），是西方汉学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年鉴学派的第三代旗手，他不像高延田野做得那么成功，只在北京待了约两年时间，后来主要根据文献对中国古代文明作社会学解释。
高延（-）我们这一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英美和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欧陆变化不大），我称之为“人类学的社会科学化”，由此人类学和古典研究的联系被割断了。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英美人类学家纷纷进入大学，从事所谓田野工作。北大社会学传统中的燕京学派因素，也是在这个潮流的推动下生成的。之后因为东西方关系紧张，西方的一代英美“中国”人类学家又回归到文献，但是他们感兴趣的已经不是高延和葛兰言研究的反映上古史的文献了，他们做的也是相当社会科学化的历史人类学，关心的是现代前后阶段的社会变迁。在国内，五十年代开始的民族大调查，受进化人类学影响，形成了有其特色的追溯起源的古史人类学风格。但到八十年代，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法开始在国内外复兴（在国外，尤其体现在一批留美学生所做的农村研究上）。八十年代以后，一些外国人试图走出燕京学派的阴影，进入中国少数民族研究，这有点像是回到五十年代的中国民族学了……在这个序列里，普鸣可以说回到了高延和葛兰言时期。我觉得普鸣这两本著作的意义很重大：我们已经过度把人类学等同于田野工作，以至于今天的人类学毫无人文气息，在这一情况下，普鸣凭这样的著作，在北大是拿不了人类学博士学位的，答辩委员们会想，他没有做田野，“不够格”。但正因如此，我觉得他改变了西方汉学人类学的命运。
普鸣后来在哈佛的东亚语言与文化学院发展，这让他在人类学界的影响相对有限，而他已经过世的同门格雷伯（DavidGraeber）则居主导地位。必须指出，格雷伯的人类学也是十分注重古史的，很有创意。我看他们共同构成了某种人类学的“复古”转向。
第二，我想表明，就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