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新
摄于年秋天，杭州南高峰。
我没有读过高中。后来主持浙江省高考作文阅卷，被省内一些著名高中请去做过高考作文讲座。看着那些漂亮的校舍和青春勃发的面孔，我有时候会产生一点恍惚：未曾做过高中生的人，却给高中生们讲课，这样的荒唐事，大概也是一种时代特色吧。
我本来可以升高中。初中毕业，我以全优成绩毕业，放在现在，无论哪一所高中都会接受我求学。但是，时值年，被红色风暴搅得天翻地覆的社会流行着一句话：“学好数理化，不如一个好爸爸。”那时，知识分子受冲击，社会地位急剧下降，“读书无用论”充斥整个社会。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这种现在看起来让人匪夷所思的说法，却是当年的主流观点。
我生长于城市社会底层，借着国家*策提供的机会找到一个好工作，比拥有高中学历强，这是很多底层人的看法。年我姐姐远赴黑龙江支边，两年后我初中毕业，名正言顺能留在城里。我内心很希望进高中读书，但犹豫中，还是选择了进工厂当工人。
年12月22日，一辆大客车把我们送进了一个宿舍区。17周岁生日刚过，我成了“杭氧”的一位工人。
杭氧全称是杭州制氧机厂，在杭州城里名气很大，直属于国务院四机部，带有*工色彩。当年杭州市很多有背景的家庭，都想方设法把孩子放到这里工作。
我被分配到工具车间保养组做机修工。车间不大，两长排车床、刨床、铣床，把厂房塞得满满的。保养组为一线工作服务，机床出了小问题，我们即时维修，大修则归动力车间。我们大部分时间坐在那里等候，工作很清闲。
进厂的始业教育告诉说，我们已经成了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一份子。我和我的伙伴们私下里最关心的却是如期满师，早日成为二级工。
必须承认，作为一名工人，我做得并不好。原因有多种，第一个原因是我所在的保养组不利于新工人掌握技术。和我同时进厂的工友，他们无论是做钳工还是做车工，都在师傅的指导下很快进入相应的角色，熟能成巧，长期实践，很快就掌握了技术，能够做出产品。但我们这个工种却没有很多的工作实践，幸亏我们满师的考试内容是钳工的应知应会，练习一段时间后还是能对付，否则，我连满师都很困难。从培养新人的角度，要在机床维修行业出师，应该一开始就到动力车间的大修组去，扎扎实实地参与大修机器，三年下来，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机床维修工。
第二个原因是我在工厂的七年里，年的停工停产有一年多，所以我实际上没有干完三年学徒工作。年开始，我被车间抓去搞宣传，差不多是半脱产。年底又借调到厂团委，这就完全脱产了。所以，我这七年工人，有一半时间是“脱产干部”。
第三个原因是我天生左撇子，但中国社会并没有为左撇子的工作创造条件，所有工具都是给右撇子设计的，我干起活来很不自在，工具不称手，师傅和工友看着我干也不顺眼。这让我早早对做本行工作失去了兴趣。这样的大环境，却有利于我在这七年中完成高中的文科部分学业。甚至可以说，当年一般的高中生，在文科上，远没有达到我的水平。
当上工人之后，我也不能免俗，过去离我很远的物质享受，现在近在咫尺。手表与自行车，成了我人生第一目标。手表想买进口的，自行车当然喜欢花式车（所谓花式车，是指永久13与永久17型，凤凰18型这类自行车，比起普通自行车，它有更多的镀铬面，全链罩，把手上装的是转铃，有的车型还使用了锰钢，更轻巧，自然也更有范）。但是，初中时酝酿起来的文学梦，却主导了我的精神追求。工厂七年，我通过阅读和写作，完成了我的“高中”学习。
和同室7年的大学同学孔小炯合照。
我很小就喜欢阅读。这种喜欢，是从不识字时的看小人书开始的，进小学后阅读更广泛，以小说为主。当时流行的革命小说，如《红旗谱》《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三家巷》等等，都借来读过。
最早读长篇小说是三年级暑假。那年我在我家附近的小河游泳，脚底被扎伤，有一个像小嘴一样的伤口，无法行走，只能在竹椅上傻坐。母亲看我太无聊，从厂图书馆借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给我看，这成了我生平读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小说表现的革命精神，我并没有多少领会，但保尔·柯察金少年时代的两项奇遇——学习拳击和与冬妮娅的初恋，却让我激动不已。其实我妈妈影响我对文学兴趣的事情，还有她个人征订的《人民文学》，作为一个扫盲班出来的工人，她有着的兴趣，实在很难得，但对我的影响，却是明显的。
从此我的文学阅读一发不可收拾，只要能借到书，我便囫囵吞枣不读完不放手。
《西游记》是初中同学借给我的，只有一天时间。我瞒着我外婆，漏夜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完。还有《牛虻》，琼玛在上部结束时狠狠打了亚瑟一嘴巴，我的脸顿感火辣辣地，这感觉好长时间没消退。虽然成了牛虻的亚瑟更像一个青少年喜欢的侠客，可我还是很惋惜他和琼玛的爱情，还有几乎被神父欺骗的一生。
读书，从提升我的语文能力来看，远比教科书强。进工厂后，我的阅读面更广，除了中国小说，如《儒林外史》《封神演义》《说岳全传》和扬州评话《武松传》等，还看了不少外国小说，普希金的短篇小说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司汤达的《红与黑》，小仲马的《茶花女》，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等等。这些都来自个人藏书，可见在年的反四旧运动后，不久就产生了与社会主流相反的阅读潮流，很多幸存的图书在社会中暗暗流转，非常受人欢迎。
这些书从何人处借来，现在完全想不起来了，但有两位朋友借书给我，印象很深。
一位是车间里的朱师傅，上海人，戴一副玳瑁眼睛，极斯文。他住在我所住宿舍斜对门，熟悉后，知道我喜欢读书，有一次说，可以借给我一本书。我去他宿舍，看他从锁着的小木箱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本莎士比亚剧本《柔蜜欧与幽丽叶》（现在通行的版本翻译成《罗密欧与朱丽叶》，我看到的版本可能是曹禺翻译的，也许是第一印象吧，我喜欢曹禺对两位主人公的译名。把中国的姓氏硬加到西人身上去，总觉得怪怪地）。我拿回宿舍一口气读完，掩卷之后，被一种莫名的哀伤笼罩，很久无法解脱。这也是我第一次认识莎士比亚。
另一位主动借给我书的，是我有一段时间每周日回家，送小我14岁的弟弟去学习武术时认识的一位朋友。他的儿子与我弟弟同学，他们都在小学一年级被挑选进了江干区少年武术队。有一次在我弟弟结束武术训练后，他让我跟着去他家，说要借书给我。他家住在面对南星桥大街的一个大墙门里，黑黝黝的，他从屋里拿出一本书给我，是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不知何故，从此后我几乎把所有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场景和他家的印象混了起来，仿佛他家就生活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我与他只是在等候小孩训练时聊过天，不知他怎么觉得我喜欢读书，而且能为这次借阅保密（那时这类书籍都被称为*色书，被查到会有麻烦）。
我弟弟的武术教练在一场车祸中不幸去世，武术队解散。从那以后我没有再见过这位朋友，但我至今还是挺感恩他。
我在工厂的阅读并不限于小说，诗词曲赋，文学研究，能借到啥，我就读啥。
唐宋诗词中，我所接受的第一首古诗是李白的《静夜思》，那时还在读初中，我的邻居，一位工人业余作家朗诵的。他坐在屋内，我和我的发小隔着窗户听他朗诵，他那一口带有山东口音的普通话，男低音，朗诵起来极富感染力。后来我发小借到一本《唐诗一百首》，我们两人工工整整地各自抄写在笔记本上。
我至今留存的笔记本里，还有手抄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雪莱、济慈等人的诗歌。在工厂时，有人借给我一部《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著，这不仅让我知道中国文学史的大致面貌，还从中读到很多古代经典作品，从《诗经》《离骚》一直到唐诗宋词元曲。同样的书籍还有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很多古典文学作品我都是从这部书里第一次读到。
我工厂时抄录的诗词曲赋。后两首诗，一首是济慈的，一首是普希金的。
后来的阅读中，凡是遇到喜欢的名篇，我都抄写并背诵了下来，比如曹植的《洛神赋》、杜牧的《阿房宫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后来买到一本蔡义江先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我不仅背诵了里面很多诗词，还把《芙蓉女儿诔》也背了下来。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辩》是我当时读过的比较专业的文学研究书籍，在没有机会阅读《红楼梦》之前先读这些书，让我对《红楼梦》神往很久。对了，当时还读过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他用唯物史观解释艺术的起源，令我很受教益。
从文学性阅读，又扩大至思想史和文化史范畴的阅读，可惜这方面能借阅到的书籍太少。好在那时候我是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所以很认真地把毛主席推荐的几部马列著作都阅读了。虽然似懂非懂，多少还是有些补益。印象最深刻的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的学术性不亚于它的*治性。
除了向人借书看，我有机会还购书。我当年的工资并不高，学徒工工资都在20元以下，定级后从36元又升为40.9元，好在我妈妈一分钱都不向我要，由我自己合理使用，所以除了吃饭和积蓄以购买手表自行车外，还有一些零花钱，可以让我在买书时不那么拮据。当年去的最多的是杭州解放路新华书店，只要有新书，尤其是文学方面的，我都会购买。但解放路新华书店除了单行本鲁迅著作，记忆中几乎没有买到重量级的书籍。清泰街杭州古旧书店是另一个常去的购书处。这里有文化含量的书籍多一些，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就在这里买到。自学英语后，我还在这里买到一套绿色塑料的灵格风英语唱片，可惜一直没有电唱机，这套唱片后来读大学时转卖给一位同学了。
有一次，大约是年吧，我发小打电话告诉我，说第二天上午南星桥新华书店将出售刚出版的《红楼梦》。那天一早我请了假，骑车一小时赶到南星桥，看到书店门口挤挤挨挨有一长溜的购书者排队。我发小和他一位高中同学老尤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我站在旁边聊了一会儿天，乘人不备挤进了他同学前面。没想到这家书店原计划出售30套《红楼梦》，不料才卖出10套就宣布售完，我排在第10位，买到了最后一套，而我发小和他同学却空手而回（他这位同学后来成了我的大学同学）。这让我很内疚，而他们两人都不肯接受我这套本应属于他们的《红楼梦》。这套《红楼梦》是我当时个人买到的最有价值的藏书了。后来我又买了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和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粉碎“四人帮”后，书店各类书籍多了不少，7年中，我的小小藏书逐渐有了几本看上去比较像样的书籍。
除了阅读，我还偷偷练习写作，这些习作一部分存留在我的笔记本里。
年，随着邓小平大力整顿经济，停工停产近一年的工厂重新开工，车间负责宣传的副主任突然抓我的差，让我帮他搞车间宣传工作。于是我成了一个半脱产的人员，负责出黑板报，写大幅标语。
做这些工作，我的好同事王华敏帮了大忙，因为他的字写得比我好，也能写一些文章。当然，黑板上大多数文章是我写的，此后我在厂里有了点小名气，一年后，进入厂团委宣传组。
年初，在第一次高考结束后不久，我被选为厂团委委员，成为脱产干部（借调），负责宣传工作，主编一份油印小报《杭氧团讯》（杭氧相当于县团级单位），并负责食堂大门两侧的两大块黑板报，在这之前，我已经协助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老周干了好几个月。
我也向厂里的共青团写作积极分子组稿，但这两个内部出版物的多数稿子由我撰写。其中有新闻稿，*论稿，还有文艺稿。我甚至模仿毛主席的《贺新郎·赠杨开慧》，写过一首《贺新郎》词，其实我并不很懂旧体诗词的写作要求。当时打字机还不普遍，《杭氧团讯》是手刻蜡纸自己印刷的，为此，我学会了在蜡纸上刻写仿宋体。这类写作，对我高考乃至以后的求学，都很有意义。
提高语文水平，就是阅读、背诵和写作，并无其他捷径，这是我至今认可的真理。兴趣，比老师的硬性规定更有效。
我最要好的两位工厂同事和伙伴——陈荣华（左）和王华敏（中）。
我的“高中”虽然不正规，但七年中有幸在车间遇到不少的“老师”，在语文和文学方面给予我深远的影响。
借给我莎士比亚的朱师傅，曾和我多次讨论一些文学话题，后来他从一名普通工人升格为一所技校的计算机教师，全靠自学。还有上海师傅顾大才（他后来调到了四川空分厂），一位中国古典诗词爱好者，虽然我们相处时间不长，但对我影响颇深。
上班不久，我就发现顾师傅喜欢在自己的机床旁，立一块小黑板，上面抄写唐宋诗词，每日一换。有一次我从他身边走过，他招手喊住了我，指着他的小黑板里新抄写的旧体诗说，这是他创作的。我一看，原来是一首模仿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旧体诗，里面有一联是“三山半露苏堤外，芳草萋萋小瀛洲”，现在看来对得并不工整，但当时却让我钦佩不已。大概他对我的近乎粉丝般的钦佩很受用，就引我为知己，常常叫我去他的机床边谈诗。
这些年长文学爱好者都住在单身宿舍，有一位余姚师傅，文革初用过笔名写大字报，笔名几乎成了他的真名。传得很神的是他能写一手好字，被公认为文史皆通的行家。这些师傅常常在宿舍里座谈闲聊，我成了他们的忠实听众。
记得有一次他们讨论《红楼梦》哪位女性最可爱，有说林黛玉的，也有说薛宝钗的，更有一人提出新说：晴雯最可爱。他讲了好几条理由，似乎都能成立。突然顾师傅说：晴雯不可爱，她不会写诗。这话让在场的很多人惊讶，但仔细想想，确实，名列金陵十二钗的小姐们，都能作诗，林黛玉还能当英莲的老师，但从小做丫环的晴雯自然不可能会写诗。不过这理由让人无法辩驳。
这类漫谈，引导我深入文学的天地。
其实，我小时候并没有读大学的志向。
我家在南星桥，是当年杭州市一个名副其实的贫民区。
杭州旧城的格局，一条横贯南北的中山路如扁担挑着两头，一头是城北的湖墅，因了位于大运河的最南端，运输业和商业带来了那一带的繁华，但围绕着码头最多的是靠苦力谋生的人。南星桥是另一头，因了钱江第一码头而繁华（后来浙赣线通车，南星桥货运车站也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节点，这加强了南星桥的地位），住在这一带的也都是苦力。我的邻居们，很多是吃体力饭的，不识字的占了多数。从小伴我长大的爷爷和外婆不识字，就连我父母小时候也没机会上学。他俩在建*后进入扫盲班，学会了看报读书。
我的外公可能是我的家族前辈中唯一识字的，他曾经在中山路羊坝头的高义泰布庄当过账房（刚刚看到一则关于杭州高义泰布庄的介绍，才知道老板是绍兴人，我恍然大悟，为何我外公会当上布庄账房，原来他们是老乡），我外婆说他婚后大冬天练字，因为墨汁要结冰，不得不用绍兴*酒磨墨。这样说来，我外公是一个文化人。可惜他在我父母结婚前就不幸英年早逝，我无缘亲炙他的教诲。我外婆36岁守寡，在杭州带着四个孩子谋生，堕入城市贫民行列。
进大学后，我发现我的许多同学都有深厚的家庭文化渊源，与我的白丁家庭相差不止一个等级。
住在我们那个居民区，记忆中只有一名准大学生，据说他在读清华大学时犯了事，从云端跌到泥塘里。有时候路上看见他，灰着脸，没一点精气神儿。他好像是一个装卸工人，可邻居们还是叫他“大学生”，但这个称呼里，多少有一些嘲笑和安抚的成分。他到底因何事从大学肄业，后来去了哪里，我并不清楚，但在我的心里，大学被他的形象染上了灰暗色。很长时间，我的理想是当作家，并不曾想过读大学。
进工厂后，我的周围也有几个大学生，比如我们车间的技术员于师傅就是。他辅导过我们当技工应掌握的机械知识。但在那个年代，他似乎活得也很灰暗，直到我考上大学，他一直是车间里不受人注意的小人物。
车间里还有一位大学生，在材料间工作，姓邓，广东人。据说他原来是厂技术科的，文革后成为逍遥派，在一次几个逍遥派聚会喝酒时，大家开玩笑，说在座的人其实能够组成内阁治理国家，于是乘着酒意，指派内阁成员，他被大家推举为总理。本来只是一场玩笑，但这些话被人传了出去。不久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个玩笑居然变成了一次反*活动，领导口中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老邓成了主犯，从技术科下放到工具车间监督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停工停产时，材料间有一段时间成了大家闲聊的好去处。我在那时经常溜到材料间，与他渐渐熟悉起来。我发现他为人谨慎，与人和善，从不和人争论，大概怕再次招来莫名祸水。
这两位大学生，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对大学的认知。
年，招收有两年以上工作经历的工农兵大学生一事，曾经让我动过心，但张铁生的白卷事件出来，很快打消了我上大学的念头。我并无有力的社会关系可以依赖，不用考试，我就没了优势，怎么可能被推荐上大学呢？何况，从工厂招收的，一般也都是理工科专业，这与我的人生理想有较大差距，更让我对这种大学了无兴趣。
我与大学走得最近的两次，应该是年杭氧办起了工人大学之后。第一次招生，正是批林批孔阶段，大概是我在青年工人的文化考核中成绩优秀，加上我写文章已经小有名气，有一次一位关系很好的工友悄悄告诉我，我可能被领导看中要推荐去上工大。我当时情绪并不激动，因为我不愿意读工科，所以也不看中这事。后来听说工具车间两个工大名额争得很凶，最后两名技校生成为胜利者。年初，杭氧工大招收第二届学生，我参加高考并经过了体检，但录取通知书迟迟没来，大家估计我没戏了。有一次我走在厂区路上，碰到刚调入工大当*支部书记的熟人，问我是否愿意读工大，她可以免考招我。我摇摇头拒绝了，当时我已经被借调去了厂团委。她很理解地说，哦，你想当官啊。我当即回答，我就想读中文系，其他一概不考虑。做这个决定，我完全没有和人商量，只是从心所欲吧。
我参加高考，有一定的偶然因素。恢复高考的消息是年秋天我的发小告诉我的。
当时这消息还没有见报。天气已经转凉，我们两人在江城中学门口的江城路上散步。我看着在地上打转的法国梧桐落叶，说：我去考中专吧？我发小（他后来考取了浙医大77级本科）说：要考就考大学，读中专有啥意思？他这句斩钉截铁的话，极大地鼓起了我的勇气。
我们两人同龄，一块长大，但他从小学开始就比我高一届，初中和高中就读杭州市江城中学（我读的是新办的江干中学），后来成了杭州市教育局“五百个小老师”之一（没料到的是，我后来的两位大学同学是他的高中同学）。他参加高考成算极大，我的条件却比他差远了。也许是我初中毕业的成绩，加上我们两人共同的文学梦，让他相信我也能上大学。
就这样，在发小的激励下，我做出了此生最重要的决定。第二天上班，我忘乎所以地向同事们宣布我要参加高考，此后便竭尽全力投入了高考复习。
离初试只有一个多月，我自忖语文基本上不用复习，*治也是八九不离十，历史地理虽然没有系统学习，但看过一些书，只要能找到教科书理一遍也没问题，我的短板是数学，不仅高中数学没学过，就是小学数学，还差了高小部分。于是我设法搞来教科书，拾遗补缺，自学高中数学。高中几册数学教材，我学起来几乎毫无困难，比如对数看了一天就能做习题，学完之后，发觉最难的是初中的平面几何，有些题目很难做。准备虽然谈不上充分，时间到了，只有匆促上阵。没料到，初试很轻松地通过，立即投入接下来的复习迎考。基本方案不变，但从未进过复习班的我，居然有两次去听复习课。一次在杭四中，我跟着发小去听课，一个教室挤得满满的，我只能挤到黑板下面，坐在地上听老师解题。实话说，他讲的数学习题我一点都没听进去，一个晚上基本是无用功，但看到满教室的高复学生，多少感受到恢复高考对当时年轻学子的影响力。另一次是到老浙大听课，我第一次进入浙大玉泉校园，那高大的法国梧桐让我领略到浙江大学的魅力。听什么课已经记不起来了，好像是地理课，与我的复习节奏对不上，所以收效甚微，但听众的热烈情绪还是感染到了我。虽然时间紧张，但我仍然要全力以赴。
第一次高考，我得到了一张杭大中文系走读生录取通知书，被厂领导有意无意地阻拦了，没去报到。但我以初中学历，在时间并不充裕的准备中，考上了杭大中文系，这让我的自信心爆棚。我感觉，如果再努力两个月，我兴许能考得更出色。正是这样的思路，我放弃了杭大走读生的机会，立即投入新的复习。
值得一记的是，我的发小年初就读浙医大临床医学系，我复习时好几次去医大看他。在学生寝室，那些刚刚进入大学学习的同学们，在我的眼光里，都有一点趾高气扬的神情，仿佛他们知道我第一次高考失败（这当然只是我的想象）。所以，每次从医大回到厂里，都有一种压力加动力在我心底涌起，促使我马不停蹄地复习迎考。
年7月20日，我再次骑着自行车到杭州重机厂附属中学赶考，正是杭州最热的时候。学校很有爱心，在教室里放置了机冰，头顶上有吊扇，这条件在当时的杭州是一流的。每次上午考完，我都骑车回杭氧食堂吃饭，然后去寝室睡一会儿，下午三点前再赶到考场。因为考场上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所以也没有考后的对答案和估分。
三天的高考很快就过去了。不久西湖区招生办寄来了我的考分（我的总分是.8分，据说当年进杭大的分数线是分），然后是体检，补填志愿。没有任何人给我当参谋，我只记得在重点大学一栏中填了好几所重点大学的中文系和新闻系，而非重点大学我只填了杭大中文系，在是否愿意调剂一栏里，非常决绝地写上了“否”。
我想，如果第二次连杭大中文系都考不上，这大学我就不念了，否则，还不悔死？
这是我第二次高考的准考证、成绩通知单、体检通知书和杭大入学须知。
不久后，杭大的录取通知书寄到我家里，我的人生迎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同事们的祝贺声中，我办理好各种离厂手续。
推着自行车走上厂门口的大庆路（现在改名为东新路），我有一丝丝惆怅，但更多的是自豪。第一次到厂区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我感谢在这七年中我爱过和爱过我的友人，是他们把一个17岁的懵懂无知的少年变成了24岁的青年。
我不知道上大学以后迎接我的是什么，但我的“高中”终于毕业了！
年夏天，我们即将毕业。前排最右侧就是我。
*仕忠：建新没有读高中，但在工厂完成了“高中”学业，也是那个特有时代的一景。
任平：我也没读高中，在农村干了几年。
朱承君：建新兄说的七年“高中”是太谦虚了，我感觉你应该直接考杭大中文系的研究生。
钱志熙：建新兄的大作让我了解我不太熟悉的工厂生活。建新兄在当时算工厂的文学青年了！我记得高中时一位女同学，高中没毕业就进工厂了，大家都很羡慕。恢复高考后，她上了我们中文系旁边的浙江幼师。挺文艺的一个同学。那时没大学可考，对于城里的同学来说，进工厂就是向上一路。当然根本没有我们这些农村娃的事。
尚建：在陈建新的“高中”书单里，所读的书比普通高中生多得多了。许多书是大家熟悉的，但当时都是“*草”，所以拿电筒在被窝里看书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回忆。
在那个书荒年代，你能遇到借你那么多书的朋友是幸运，我在乡下就没有这样的机会。进大学时我哪里知道拜伦、雪莱和济慈，差距不是一点点。
当年进了杭氧还去高考，这是非常有见识的。当时很多人都因为工作单位好而放弃高考。我觉得当时很大部分人观念，读大学只是一个就业问题，将来要分去外省，所以很多有好单位的人都不考。很少人从读大学这件事看到日后国家的巨大变化。
许贺龙：建新兄的大作终于出炉，文笔还是一如既往地好，故事很有可读性，主题也很突出。没有读高中固然是个缺憾，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初中毕业就做上了人人羡慕的“老大哥”，等高考恢复了，又马上中举做了大家羡慕的大学生。这一切，当然是生活对建新兄勤奋刻苦的奖赏，但毕竟还是时代的幸运儿。我们羡慕建新兄！
吴朝骞：读罢建新同学的“高中七年”，说不出的羡慕。我当时最大的愿望是有一个正式工作。考大学的第一动力也是找一个工作。（想想温州模式就惭愧，农民可以创业，工人可以创业，你一个无业游民就不会创业）
建新同学七年中，边工作边看了那么多的书，对日后读中文系有莫大的帮助。正如谁说，都可以考研了。我想起一件趣事，那时候有一部手抄本叫《塔里的女人》，有10来万字吧，男主角叫罗圣提，女主角忘了，叫什么薇。俩人卿卿我我，爱得死去活来。我为雇主手抄了一本《塔里的女人》，抄写了一个多星期，赚了5块钱，非常得意！
读书时，陈建新还带我去杭氧采访全国劳模李裕银（温州瑞安人）。好大的厂，好大的厂区！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人算是开眼界了！
许贺龙：建新兄的故事给我们的启迪，是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都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陈建新：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一旦喜欢了，轻易不放弃而已。正好碰上了大时代好，否则就会被人讥笑，哪有孟夫子说得那么高尚。
应沪晨：
陈建新当年只觉得“头人”在班里是第一个勤快之人，也羡慕他的带薪读书，想不到他那时竟然已读了那么多的书。而我是在考完大学之后才读的《红楼梦》和《家》，开始认识一个家族如何从兴盛走向衰败的那种过程，开始体会文学的魅力。这个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喔！陈建新：唉，时代的错误，那个时期最喜欢读书也最看得进书，可是没书看。
朱承君：我是从沪晨口中听说了有家、春、秋三部曲才去找书看的，又等而下之了，惭愧。
陈建华：晚饭后读了建新兄大作，三点感受：一、杭氧七年的“高中”真长，读的书真多，记性真好！二、学历不牛，学力真牛，能力更牛——77考上却放弃走读，78再考又荣登金榜，永远是学力高于学历，更别说一干二十年的高考作文阅卷“大组长”；三、档案工作做得不错，存世“文物”不少。提一点小小意见：工厂长长七年，“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多多，却偏偏语焉不详，差评！
尚建：“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多多，却偏偏语焉不详，差评！——还是记者出身的厉害。
孔小炯：确实是高手，娓娓道来，引人入彀。文为心声，感受中，一个文艺青年的形象跃然眼前，难能可贵的是能始终如一、小心翼翼地呵护好心中的这一块人生中极富价值、值得坚守的脆弱。所以愤青从来就不是无缘无故的。
张玲燕：一直以来，听陈建新聊他的高考历程，我总免不了戏谑：鸡窝里怎么会飞出你这只凤凰的？他则认为个人天赋强于后天环境。我不否认个人天赋在成才中的作用，否则无法解释众多来自于文化底层的学子，在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年代里依然嗜书如命，在突然恢复高考之际仓促赴试依然从容答题继而高中名校。但我还是更看中后天环境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不说别的，就说陈建新的母亲，这是让我这个曾经做过夜校扫盲老师特别敬重的老人。她的童年比较坎坷，父亲早逝，寡母带着她姐弟四人艰苦度日，以至于不得不将她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男人为妻。陈建新的父亲老实巴交也是文盲，建国后父母双双进入扫盲班，他父亲的扫盲程度我不得而知，大概基本上可以完成日常工作处理吧，中风之前一直担任南星桥菜场经理一职。但她母亲的语文程度大致可评定在高中。有良好的阅读能力和毛笔、钢笔书写能力，有叙事清晰条理有序的写作能力。在80多岁患病之前，他母亲还基本上每日读报，经常为她的朋友们抄写佛经、功德名录。陈建新虽然生活在一个贫民窟里，但他少年时有追求梦想的文学朋友，青年时有意气相投的文学工友，更重要的是，在他的一生中，有一个自学能力优秀且一直努力为他营造文学自学环境的母亲。所以，南星桥的大文化环境虽然恶劣但他身处的小文化环境还是相对比较滋润的。
陈建新：谢谢诸位老同学的表扬。人就是环境的产物，只有喜欢读书才有可能改变未来。我那时候其实就是被看过的故事吸引了，没有完全沉沦。人其实太容易沉沦了，有点读书种子的内在因素，才能摆脱环境。那时候上班等公交，我拿着一本书站在那里看，很多人肯定以为是怪物。
周宝林（年任杭氧团委副书记，后任团委书记）呵呵！写得很好！陈建新你这一生过得不容易！尤其是在杭氧七年中，靠爱好读书和自身坚强不懈的求知毅力，能够两次考上杭大中文系！值得敬佩！四十多年的往事弹指一挥间，你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和收藏又是令人佩服！建议你写一本自传，会勾起我们这辈同龄人的人生回忆和成长共鸣！
王华敏（一起进工厂的好友，曾任厂团委委员、工具车间团支部书记）：近七千字的回忆，硬生生的把我拽到了40年前：历史的巧合，把素不相识，未曾谋面的我俩挤在了一起。
在那个物质和文化都十分匮乏的特定年代，我们这一批青涩年华的愣头青，在工余时间会自然而然的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又因性格，兴趣等不同而渐渐的进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状态。
记得我和建新常常为某件小事，某些观点进行激烈的争辩，有时到了面红耳赤的地步，最后往往以我的落败而告终。也就是当年这性格上的闪光点造就了他能钻，一直钻，直到现在。
建新不但是我最要好的同事。也是我最敬佩的朋友。他当年凭借自己的刻苦努力，把我们用于玩耍的时间花在了学习、阅读、读背单词上而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工作后，又辞去他在省府的工作，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这点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没有一点精神和毅力，很难做到。
朱湘（同车间师傅）：哦，看到了你的文章了。很生动也很实在。有机会大家碰碰头，可以多谈谈。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是不是啊？由于眼睛多年前（刚要退休）视网膜掉落开过刀，现在电脑基本不看，手机不能连续看。
卓勇良（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现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我也没读过高中。而且，我两年的初中里，学工学农学*，实际上课只有一年左右。当年是单位同事替我报名高考的，根本没想到能考上。知识缺失，是我们这些人永远的痛。
以下为作者指导的研究生：
倪建伟：看了陈老师的求学经历和家庭背景，看来热爱文学和求知的欲望是与生俱来的。当时代给平民机会的时候，有些人的命运就有了多种可能。
*寒冰：我是陈老师的第一个研究生，是老师手把手地带领着我进入文学研究这一领域的。每学期开学初，陈老师都会开出本学期读书的书单，让我做好读书计划，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开始做一些研究。陈老师知道我是湖南湘西人，建议我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