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是人生正常的、不可避免的部分，试图逃避或者控制痛苦的体验才是各种人生问题的源头。
”“我决定不再逃离自己”
在采访斯蒂芬·海斯之前，我的耳边一直回想着他在TED演讲中的那一声嘶吼。在那场演讲中，他提到了自己在29岁那年第一次惊恐障碍发作的经历。那时他是南加州大学心理系的一名助理教授，有一次系里开会，几个教授正在激烈地争论，他想发表自己的观点，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每个人都盯着他看，但他的嘴巴一张一合，却没有半句话出来，就好像一个坏掉了的玩具。
有一天晚上，他再次惊恐障碍发作，躺在破旧的地毯上，心跳加速，呼吸困难，他以为自己是心脏病发作了，发出绝望的嘶吼。尽管事隔30年，当他在舞台上模仿那天晚上的嘶吼声时，那个声音里仍然带着一种噩梦的质地，仿佛能带你穿越时空，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一个人在绝境中无路可走的恐惧和绝望。
当然，作为一个心理学家，他试图像心理学家一样解决自己的问题。毕竟他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他知道，他所患的是一种严重的社交焦虑。他尝试用当时最流行的认知行为疗法，重新调整自己的核心认知。
美国心理学家斯蒂芬·海斯
20世纪70年代末，新兴的认知行为疗法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科学的心理疗法。它的基本策略是，攻击并最终改变一个人的负面想法与信念，从而矫正不良行为。
当一个人被一种负面想法纠缠，比如“我总是搞砸我的工作”，或者“每个人都在盯着我肚子上的赘肉”，或者“我必须喝杯酒才能去开会”，认知行为疗法会质疑这些信念：你真的每次工作都会搞砸吗？还是你跟一般人一样，有时候成功有时候失败？每个人真的都盯着你肚子上的赘肉吗？还是你自己臆想出来的？总之，治疗师会帮助这个人发展一种新的、更现实的信念，以取代之前的认知。
但是，这种逻辑的、推理的、理性的，手术刀式的思维矫正模式并没有帮助到他。三年后，他发现自己的惊恐障碍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加剧了。他没法讲课，没法打电话，没法坐电梯，连去电影院看场电影都是一种挣扎。他记得有一次坐飞机，看着空姐向乘客演示如何系安全带，羡慕地想，她是怎么做到在人前如此自如地说话的？
直到有一天晚上，他缩在旧地毯底下，一段被压抑多年的记忆重新浮出水面，那是9岁的他躲在床底下，看着父母之间一场暴力的战争。他的父亲醉酒回家，与母亲爆发了激烈的争执，并上升到家庭暴力。他看到他的哥哥为了保护妈妈差点被打，于是决定躲在床底下哭泣。这段记忆，使他在自己的社交焦虑之下发现一层更深刻的悲哀感——那种急切地想要做点什么，却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的无能为力的悲哀。
与9岁自己的那次重遇，对他而言，是一次醍醐灌顶的顿悟。他意识到，他一直在试图逃离的，原来是自己。于是，他决定不再逃跑。
作为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孩子，他开始从宗教和哲学传统中汲取营养，尤其是他大学时代深深为之着迷的东方宗教与哲学。他发现这些东方思想中对于直觉、对于接纳、对于经验性智慧的强调，恰恰可以消解西方逻辑的、分析的、线性的思维模式在处理心理痛苦时的弊端，并由此发展出一套新的心理治疗形式。但是，关于这段历史，海斯在演讲中没有详说，我就很想当面请教一下。
我们之所以受苦，是因为我们是语言的动物
当我赶到采访现场时，海斯正在谈人类应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模式。一是解决问题的模式。现代社会的每一次科技进步，都是这种解决问题模式的胜利。同样，在面对人生，尤其是内心的痛苦时，我们也很容易进入到解决问题的心智模式，逃避、拒绝、封闭、压制，都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比如当你失去一个人，你想要收起所有那个人的照片，压制一切跟他有关的回忆，无论美好的还是痛苦的。或者你保留他的一切物品，就好像他未曾死去一样。很不幸的是，一旦你将自己的人生放在解决问题的模式之下，一个最可怕的恐惧就被证实了——你的人生出了问题。除非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你就没法继续生活。
他认为，这种解决问题的思维越强大，我们的另外一种能力，一种当下的、开放的、灵活的能力就越弱。他把这种能力称为“日落模式”——“想象一下你正在全身心地欣赏一次日落。
在面对日落时，我们的心情是纯粹的。你不会挑剔这里蓝色太浓，而那里紫色太淡。你只是闭上嘴巴，或者‘哇喔’一声。我们可以看着夕阳发出‘哇喔’的感慨，但看着同类的眼睛时，却很少有类似的反应。如果用欣赏日落的目光去看你的孩子、朋友、伴侣、父母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以这样的目光去看你的过去呢？如果用这样的目光去看你内心那个悲伤的小孩呢？”
海斯先生身材高大，70多岁几乎看不出老态，只有近距离才看清脸上的皱纹和斑点。光头锃亮，让人想起科幻片里邪恶的外星人，但眼神是温和善意的。在美国心理学界，他是一个颇富争议的人物。他开创了后现代心理咨询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和流派——接纳承诺疗法（ACT），发表过多篇科学论文，还曾经被ISI（InstituteforScientificInformation）评为原创心理学成就对世界影响最大的30个心理学家之一。但与此同时，他在自己的治疗体系中借鉴了许多来自宗教和灵修的方法，让人觉得并不那么“科学”。
他的中国之行受到了尤达大师式的追逐与崇拜，但也有人觉得他像邪教教主。在为他的采访组织的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