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育鲲
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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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育鲲，年出生于甘肃民勤，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人类学专业，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仪式音乐、传统音乐研究，现任西安音乐学院讲师。曾发表《湘西苗族巴岱雄、巴岱扎仪式音声表述下的信仰关系》《“祭神”、“丧葬”仪式音声研究个案述评——以“制度”为视角》《一种“关系”的认识——湘西苗族三类执仪人的“仪式音声”解读》《从主体缺位到主体对话——一次实验性跨媒介展演引发的思考》《国家话语：“文化*策”介入下的传统音乐》等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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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魏育鲲《湘西苗族仪式音乐研究》一书是由她6年前的博士论文《仪式音声表述下的信仰世界——湘西苗族仪式音乐调查研究》修改而来。除了将论文中的绪论依据重点拆分成扼要梳理湘西苗族在民族混居中的历史语境、强调越出单一类型的信仰仪式而从三种执仪人及其执仪探讨湘西苗族生活全景中的仪式音声的必要性、以及就前人在信仰仪式以及民族音乐学领域对湘西苗族的研究回顾之，和论述该研究所采用的“制度”与“关系”作为观察湘西苗族信仰世界的介入视角之外，其他的内容基本保留了博士论文的原貌。若非其他原因，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该书的标题应恢复“信仰”一词。
这几年给学生的著述写序之事渐渐增多，每次提笔，意味着回忆。
首先是选题。
和一部分在博士阶段改换硕士研究领域的学生一样，魏育鲲的博士论文选题与她在硕士阶段对凉州“贤孝”的研究相距甚远。这个原因一方面与我自己在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的任职有关，另一方面则因为她自硕士毕业就一直在地处湘西的吉首大学任教有关。年她第一次考博未果，我和上海音乐学院的两位同学就在暑假来到吉首，展开湘西苗族和土家族民间信仰初步调查。魏育鲲作为半个向导，和我们一起走访了吉首、保靖、古丈、龙胜、永顺、花垣几个县，接触了巴岱雄、巴岱扎、“仙娘”三种执仪人及其执仪活动。年她成功申请了“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的课题“湘西苗族信仰体系中巫乐比较研究”，年通过上海音乐学院的博士生招生考试后，又与当年的另外半个向导、一起做调查的苗族学者吴华强一块儿，再次得到“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的课题“湘西苗族‘跳仙’仪式音乐的调查与研究”的资助，如此选题也是顺理成章。
不过，在是否将“仙娘”纳入博士论文的研究中，魏育鲲在开始是有纠结的。最重要的原因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我不信这一套”。当年我因为研究广西壮族的“魔婆”（当地学者现在多用音译“乜末”指称）、娅禁等仪式音乐，而扩展至跨地域的音乐与迷幻(trance)，魏育鲲虽然也曾于湘西同行，但她是“冷眼看戏”，兼带怀疑。确实，我所接触的许多读者或听众每每关心的是所谓的“萨满”与“巫”是真是假？更有人或因历史偏见视之“迷信”以至相歧。相当一段时间，在讨论天人*神的交通类型上，学者们在学理上或讨论庄子之气与心斋，或者讨论易传与占卜，或者是屈原之“出神”，又或者是礼乐之天人合一，却往往视那些在仪式中进入“附体”“出神”或“迷幻”的灵媒、乩童、仙姑等为下层末法。然而，这些被视为残缺“小传统”的民间信仰，实际上却与中国民间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对其信仰仪式音乐的研究，一方面可以直指音乐的效应，它不仅仅局限于音乐生理、心理、神经生物、意识变化等学科一直以来的探讨，也可以为作为人类通过音乐效应认识自我铺设基础，进而探索音乐力量以及人类意识现象；一方面可以触及其仪式音声作为一种结合自然与文化的能量，究竟在天地人神之间有何作用、并如何作用，以探索人是如何制造、使用并理解“音乐”的；此外，相应的仪式音乐研究，依然是探讨仪式音声作为信仰的“现声”，如何能够体现出社会文化内涵和宇宙观，并赋予仪式音声宗教学的含义。而真假的判断倒是次要并应“悬置”的。
正是在对“跳仙”仪式的调查与研究中，魏育鲲体会到就湘西苗族信仰世界中三种执仪人及其种类繁多、功能各异的执仪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恰恰可以展现他们的宇宙观和生活世界耦合而成的共生整体。只是在当时，多数的仪式音乐研究还是偏重于个案的调查，选择一个地区的族群中不同教门或种类的仪式音乐做研究对象，题目会不会太大呢？好在魏育鲲之前已经分别在两个课题中就三种执仪人及其执仪有了一定的调查基础，并在田野中与他/她们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为论文写作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材料。其时，“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的课题规划中，亦明确提出了“仪式音乐的地域性与跨地域性、传统与变迁的个案与比较”的研究方向。此外，在我自己以壮族“魔仪”为出发点并扩展至北方萨满及境外“巫乐”的研究中，深切地感受到过于专注某种信仰或宗教文化的纯粹定性和区别，如制度的、弥散的；本土的、外来的；中国的、外国的；大传统、小传统，难免忽略历史过程中文化之间的互渗互融。因此，谱系的考掘与非同源性的比较研究，将为我们更深入的辨析和理解民间信仰仪式在历史过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并存与演变延续。年我在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第四次讲习班的报告中，就以“中越边境‘巫乐’考察”为例，阐述了在“关系主义民族志”视角下，开展谱系学研究与比较的重要性，并以研究实例，具体地阐述了如何以制度性展演与制度性音声属性两个方面作为比较的抓手（这些研究后来陆续发表于-年《民族艺术》的“巫乐研究专栏”）。
因此，由“制度”和“关系”为切入视角，应该是当时我们师生鉴于实地考察的切身体会，以及与人类学界互动的一个结果。正如魏育鲲在答辩中和答辩后就为何使用“关系”作为视角的思考：
“论文最初的思路是选择湘西苗族某一类仪式的音声展开分析与研究，但是随着对当地人生活的进一步了解，发现当地不仅仪式类型丰富、多样，而且还存在不同职能的仪式专家，他们共同支撑了当地人的信仰与生活，是包容在特定空间中的“整体”。接下来的问题是，该如何去审视和理解这样“混杂”的信仰现实呢？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总是不得不注意到不同仪式和仪式专家之间的差异、共性以及互补关系。也正是这样，我以“关系主义民族志”为方法呈现这部湘西苗族人“整体”信仰生活的音声民族志，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即是：什么事物不是在关系中呢？它被强调的意义是什么呢？而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正是由于任何事物都处在关系之中，以“关系”来解读更显必要。因为任何事物的样态并非在自我定义中完成，而是透过与其它事物的比较才得以显现，并且常常因坐标不同而不同。也正是在关系中审视，我才更清晰地观察到“苗”“客”巫师与“祖先”“神”“*”以及“主”“客”“陌生人”等概念间的某种对应。（选自魏育鲲曾经交给我的作业）
”当然，就“制度”的切入点而言，魏育鲲的研究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