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实践
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实践理论范式的转换
丁立群
文
理论范式转换
摘要:马克思哲学具有丰富的实践内涵，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治”实践哲学有着内在的继承、超越关系。马克思以“劳动”“社会”和“人类解放”三个范畴转换了“伦理－*治”实践哲学传统的基本范式，开创了“劳动－社会”的实践理论。它以“劳动”作为普遍实践的原型，把传统实践哲学当作非人活动的劳动提升为人类普遍的本质活动，赋予劳动阶级以一种普遍的实践主体性，使实践不再是一种“精英”主义的贵族活动;把实践由伦理*治领域转换到人类活动的基础层面———社会领域，拓展了实践理论的广度和深度;用社会解放代替了传统实践哲学狭隘的*治解放，使实践理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理论。与传统的“实践－*治共同体－人的*治本质－*治革命－*治解放”不同，马克思构建了“劳动(实践)－社会共同体－人的社会本质－社会革命－人类解放”的全新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亚里士多德；“伦理－*治”的实践哲学；“科学－技术”的实践哲学；“劳动－社会”的实践理论
马克思的思想具有实践理论的特点，这是学术界逐渐认可的结论。然而，实践具有不同的涵义，实践哲学具有不同的传统，这使得对马克思实践理论的理解仍然歧义颇多，从而，对马克思实践理论在哲学史上和批判资本主义现实中的革命意义的理解也成为问题。另外，学界的马克思思想研究也忽略了马克思与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思想联系。本文力图说明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根源于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伦理－*治”的实践哲学传统，同时，马克思又以“劳动－社会”的新范式超越了传统的实践哲学，从而构建了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的新的实践理论。
一、两种实践哲学传统:“伦理－*治”的与“科学－技术”的
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来源于何种实践哲学传统?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对西方哲学史上的实践哲学进行简要梳理。康德在《判断力批判》“导论”中谈到哲学的分类时指出，一般来说，“人们把按照着自然概念的实践和按照着道德概念的实践混淆不分”(康德，第2页)，分清两种实践归根到底取决于一个根本问题，即给予意志的因果作用以规则的概念究竟是一个自然的概念还是一个自由的概念。康德认为:“如果规定因果关系的概念是一个自然的概念，那么这些原理就是技术地实践的;如果它是一个自由的概念，那么这些原理就是道德地实践的。”(康德，第2页)如果支配意志的是自然的必然性，由此产生的行动是技术实践;如果支配意志的是自由原则，由此产生的行动就是道德实践。前者属于理论哲学，后者属于实践哲学。(参见同上)康德的这种划分在哲学史上是有根据的。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实践哲学逐渐形成了两种传统，即“科学－技术”的实践哲学和“伦理－*治”的实践哲学。康德所说的道德实践论应属于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伦理－*治”的实践哲学传统;而技术实践论则属于由培根和伽利略倡导的“科学－技术”的实践哲学传统。
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制作和实践第一次作了区分，使实践哲学从理论哲学和形而上学中独立出来，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前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伦理－认识平行论”性质和“美德即知识”命题对知识与美德的混淆。①实践哲学的最核心内容和终极旨趣就在于如何促进人的“自由”和“完善”，即促进人的德性(潜能)的实现，促进人的生长和完整性。亚里士多德两部著名的实践哲学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治学》的主题都是人的完善，而人的完善即是通过实践而实现自由。亚里士多德大略从个人和城邦两个方面，论述了人的德性的实现和完善的问题。其中《尼各马可伦理学》侧重于个人德性品质与幸福的关系，论述个人“德性”的实现和人的完善，即通过运用理性的实践而使德性成为一种现实中的实现活动，使人获得自己的本质力量即整全的德性(善);《*治学》则侧重于从*治制度上为“德性”的实现和人的完善提供条件。在《*治学》中，亚里士多德从“人天生是一种*治动物”这一根本命题出发，提出人类种群的纯自然的联系并不是人的特征，人要在城邦共同体中实现自己。理想的城邦和制度应当涵育人的德性，为人的完善提供充分的条件，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正是由自由人组成的共同体”。(亚里士多德，第84页)于是，*治学的目的与伦理学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属人的至善。由此，他划定了理论哲学、制作哲学和实践哲学的理论分野。这种区分也使我们对实践哲学传统的理解具体化。
首先，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截然不同。理论哲学是关于永恒和必然的知识，其知识形态是形而上学、数学和物理学;实践哲学是变化的人事领域的特殊知识，其知识形态是伦理学、*治学和家*学。理论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永恒”和“必然”问题即“神”的问题;实践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关于个人的完善和善治问题，即关于属人的善的问题。理论哲学追求的是普遍的“真理”;实践哲学追求的是特殊的“意见”，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亦称“真理”。
其次，实践哲学与制作哲学也截然不同。实践哲学处于“人事”领域，探究的是人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即实践;制作哲学处于“物事”领域，探究如何依据自然的原理生产一种物品。实践哲学研究人的道德活动，重在于“行”，着眼于特殊性(特殊境况);制作哲学重在于按理性和原理操作的品质，重在于“知”，着眼于普遍性。实践哲学所谓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在于凭借丰富的生活经验把握和筹划对自身完整的善;制作哲学的理智作为一种技艺，目的是生成某种物体，属于局部的善。实践哲学所谓实践是目的内在于自身的活动，而制作哲学的制作则是目的外在于自身的活动。实践是无条件的、自由的活动;制作是有条件的、非自由的活动。
可见，从实践哲学产生的源头来看，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传统只是关于人际交往原则的理论，它与研究神和宇宙本体的理论哲学和研究技艺活动、生产活动的制作哲学的理论分野和内容实质根本不同，形成了三峰对峙。
由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区分了理论、制作和实践，并把制作和实践一同作为变动领域的知识，而且，制作作为实践的条件也与实践存在着事实上的联系。这一情况影响了中世纪哲学。在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中，制作和实践开始混淆起来:他的“伦理之知”也包括“非伦理之知”，实践包括人类的一切活动，当然也包括技术性的生产活动。到了近代，又经过*治学家马基雅维利把伦理学与*治学分离。技术代替实践的理论条件已经具备。在此基础上，培根把实践哲学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科学技术上面，创立了另一种实践哲学传统:科学－技术实践论。
培根不满意古希腊哲学家以及由此发端的轻自然哲学、重道德哲学和*治哲学的学术传统。他力图扭转这一传统。首先，把实践哲学由注重道德哲学转向注重自然哲学。培根认为，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把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用于道德哲学研究，这使得人心远离自然哲学，亚里士多德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培根专注于自然研究，并提出归纳法作为研究自然的“新工具”。归纳法的提出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它使古希腊理论与制作的分离重新“统一”起来，成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一体化的方法论基础。其次，把实践哲学由超功利性转向功利性。他批判亚里士多德以及古希腊哲学对超功利的理论的推崇，明确提出:“真理和功用在这里乃是一事:各种事功自身，作为真理的证物，其价值尤大于增进人生的安乐。”(培根，第98页)这里，培根提出科学技术的价值大于伦理学和道德学的价值，而科学技术(实践)的根本属性则是功用性。
实践由此开始转变涵义，变成了技术(制作)，而技术则变成了科学的应用。随之而来，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变成了理论(科学)如何应用于实践(技术)的问题。伽达默尔认为，这是近两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实践哲学的最大误解:它把实践理性降低到技术控制的地位。(参见伯恩斯坦，第49页)
科学－技术实践论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把实践由主体间关系置换为主客体间关系，以此作为获得知识(必然性)的一个中介。这一特征借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用自然的必然性规范意志的因果关系。这种实践处于理论理性的活动区域，科学－技术实践论实质上不属于实践哲学，而属于地道的理论哲学。科学－技术实践论和伦理－*治实践论两种实践哲学传统在康德哲学中形成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对立。这就是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创立时面对的哲学史上的实践哲学思想资源。
二、马克思的实践理论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传统
面对哲学史上的两种实践哲学传统，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实践理论时择取了哪种传统?
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无论是从精神气质还是从思想场域，无论是从兴趣取向还是从终极关切，无不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密切相关。古希腊文化、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构成了马克思思想产生的重要背景，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来源。换言之，在科学－技术实践论与伦理－*治实践论两种实践哲学传统中，马克思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
马克思从青年时期就开始接触古希腊哲学，他的博士论文即以古希腊哲学为题。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他广泛接触了古希腊的各种哲学思想，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此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年—年)、《*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年—年)、《资本论》(年—年)、《哥达纲领批判》(年)等著作中，他批判地接受了很多的亚里士多德思想。
1.马克思对理论哲学即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尖锐批判，在由亚里士多德确定的形而上学(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对立谱系中，确立了“实践”观点。哲学是爱智慧，但这种智慧(Sophia)在传统哲学中指理论智慧，哲学(Philosophy)最初就被界定为理论哲学。理论哲学的最高形态就是形而上学———一部西方哲学史，其主干部分即形而上学史。所以，理论哲学是与实践哲学相对的传统哲学或称思辨哲学。亚里士多德认为，理论哲学专注于对世界的本质———这种异常重大问题的解释上，而与人的生活毫不相关，这是理论哲学的根本旨趣。虽然亚里士多德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实践哲学，但是，理论哲学的这种无关“人事”的性质，得到了他的推崇，称为“第一哲学”。理论哲学的传统为后来的哲学家所继承。马克思对传统哲学或思辨哲学进行了尖锐批判，对理论哲学和现实的关系进行了颠倒，把理论哲学的内容还原为现实实践。
马克思早期博士论文的主旨在于辨析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差别，但是，其主旨并非反对所谓“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是为了论证原子论在伊壁鸠鲁那里已经导向了伦理学的自由意志以及善的问题。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并不重视科学(理论哲学)，因为它丝毫无助于达到人的真正的完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4页)伊壁鸠鲁提出“原子偏离说”就是为了论证人的自由意志。在博士论文及相关笔记中，马克思还大量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物理学》《天论》等理论哲学著作，但是，这些论述的引评主要是围绕自我意志和自由问题。这表明马克思用“实践”消解理论哲学的潜在动机。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改造了亚里士多德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关系，他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明确把专注世界的本质而与人的现实生活毫不相关的理论哲学(亚里士多德语)关联于现实的时代和文化。他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化的活的灵*。(同上，第页)这就使原来面对“神”和抽象“实体”的理论哲学直接面对现实的实践领域。进而，马克思颠倒了理论哲学关于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柏拉图认为，哲学所把握的理念是现实的原型，而现实则是理念的不真实的影子。这种思辨哲学的理论传统从古希腊一直延续到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忠实于理论哲学传统，他把现实看作是绝对精神的展现形式。青年黑格尔派继承了这种思辨唯心主义，他们同样用宗教、思想和观念批判代替革命的实践，他们不断地讨论如何能够“从神的王国进入人的王国”，“似乎旨在说明这个九霄云外的理论王国的奇异性的科学消遣(因为这不过是一种消遣)的任务恰恰不是去证明这种王国是从现实的尘世关系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5页)马克思对这种“理论王国”与现实的“尘世关系”作了彻底的颠倒，把“理论王国”颠倒、还原为“尘世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同上，第5页)
马克思进而把在亚里士多德思想中与实践毫不相干并与之对立的、超然于世外的理论内置于实践之中。他继承了黑格尔关于“理论的东西本质上包含于实践的东西之中”(黑格尔，第13页)的思想，把理论转换为实践的理论，使“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5页)，让理论走出“阿门赛斯冥国”，面向现实生活。把理论内置于实践之中，成为实践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一直坚持的思想。马克思在理论和实践的传统对立中，采取了实践的思维方式，并把理论转换为实践的理论。正是这样，理论才具有了批判现实的作用。由此，马克思确立了实践的基本主张和思维方式。
2.马克思的“理论”概念来源于古希腊和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哲学资源中，理论与实践概念在哲学和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依据这两个概念，古希腊产生了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这两种哲学形态在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得到了系统建构。同时，理论和实践又是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实践哲学的基本构建围绕这对概念展开。
马克思早在博士论文期间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