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过度考察的人生是没法过的人生”，这句苏格拉底和个人感悟相结合的座右铭就高悬在他的微博签名上。
哲人周濂：
十年教书匠半个媒体人
作者：胡静
来源：人大哲学院新闻中心
周濂老师火了。
随着01年哲学随笔集《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的出版，荣誉、奖项、提名扑面而至。《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辗转找到他，提出以“男神”的称谓做专访。
这种“火”在人大这个小江湖同样掀起了巨浪，学生们的崇拜近乎疯狂。
他开设的本科生全校公选课“西方哲学智慧”，来看新鲜的旁听者一度挤满过道；曾在哲学院新生开学典礼上，姗姗来迟的他未经主持人介绍就收获了一阵热烈的欢呼声；某学生会组织甚至打算印一批杯子，杯子上就印他的头像。
不可否认，“特别反对偶像崇拜”的周濂，阴错阳差成了一个明星。
而归根结底，周濂说，自己就是十年教书匠、半个媒体人，而且“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要在日渐“讲行话”的哲学学术圈勤奋耕耘；另一方面，要秉承最纯粹的古希腊精神，将*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解读地点从“殿堂”重新搬回“广场”，通过公共写作的形式击中更多读者的理性和思考。
“人文社科学者应该对公共事务有所关心并勇敢说出心中真正所思所想，我觉得这是一个知识人应该肩负的基本责任”周濂表示。
▍小镇少年的哲学漂流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潮涌动，文化回温，这种活跃的氛围还没有波及到平静的浙西南小城，遂昌。
在“独立王国”——对外挂着“利民化工厂”牌子的国防兵工厂中成长到十多岁的少年周濂，五年级转学到县城后，面对完全不同的文化、语言环境，第一次陷入强烈的异乡感中——这种异乡感贯穿了他的头30年。
文化上的贫瘠、精神上的孤独催促着他的自行车车轮一路狂奔向前。压过一片片稻田和茶园，转过一声声小贩的叫卖，在零零星星的乡村书店和城市图书馆中，他买到了两本很有意思但当时完全没看懂的书——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
冥冥中，与哲学的缘分似乎从此注定。
“还有一个纯粹的误解，我高中*治学得蛮不错，觉得*治就是哲学；当然现在知道，*治跟哲学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虽然我研究的是‘*治哲学’”周濂笑言。
同时，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一夜走红，纪录片《河殇》开始热播。这种接续五四精神的强烈反传统思潮，即使只是粗糙的概念框架，即使缺乏对传统和现实的同情心，依然给80年代的小镇少年周濂以异常强烈的观念冲击。
伴随着这一冲击，北京大学，他来了。
年，只有17岁的周濂考入北大哲学系。在石家庄陆*学院封闭式*训一年后，懵懂的他开始真正探险哲学秘境，从此一发不可收。
周濂记得，“开始不知所云，大概一年左右读到了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起源》，觉得有豁然开朗的意思。原来是不得其门而入的，现在知道怎样去切入哲学问题本身，可以推开这扇门了。”
年，他写了一篇题为《关于儒家文化现代化》的论文，这篇论文在北大哲学系“爱智杯”上拿了一等奖。后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把文章寄到了台湾辅仁大学主办的《哲学与文化》，意料之外地拿到美元的稿费，这令刚刚大三的本科生极受鼓舞。
本科阶段的他还经常混迹在研究生中“蹭课”。韩水法教授开设的《纯粹理性批判》课程，旁听生周濂被要求就二版演绎作报告，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随着对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慧根”颇深的他开始思索哲学学习的路径问题。
“我觉得中哲有很多精妙的论断，但是缺少严谨的、扎实的论证，在逻辑上有很多跳跃。年轻人仓促进入到中哲的系统，可能会有问题。”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西哲先学到40岁，40岁后再慢慢研习中哲。
就这样，年硕士保送时，周濂毅然选择了西方哲学。
在西哲的世界里，周濂跟随陈嘉映教授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读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在某种印象里奠定了我对哲学最基本、最根本性的认识”周濂回忆。
00年，周濂来到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在考虑毕业论文选题时，机缘巧合遇到了中文学界最早引进罗尔斯的泰斗级教授石元康。
“97年左右中国思想界*治哲学开始兴起，我当时就对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