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南开心理学
[摘要]“治心”泛指利用心理学的各种理论与技术进行国家治理、尤其是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国心理学思想传统素来重视通过心态秩序的建设促进社会秩序的完善，以使社会不断臻于善治。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提出，则为心理学入场社会治理提供了战略机遇。通过强调心理学的治理功能而不断拓展心理学的学科边界、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为主要方向凝聚学科力量进行治理专题研究、充分利用应用心理专业硕士的办学空间为社会心理服务和社会治理培养更多人才、多举措创建心理学服务社会治理的便利条件与友好氛围，可更好地促进心理学服务社会治理展开“治心”实践。
[关键词]治心；心态秩序；社会治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由心而治”，或更简单的“治心”，是近年来心理学界参与国家治理的一个积极体现。这里所谓的“治心”，泛指利用心理学的各种理论与技术进行国家治理、尤其是社会治理的过程。
由于国家治理包含的范围太过宽泛，这里暂将心理学的治理参与领域限定于社会治理，这并非否认心理学对其他领域治理的已有贡献及可期未来。由于现代心理学一直以来追求的自然科学地位以及由此形成的生物学化和实验室化的研究策略，中国心理学界对社会治理的参与程度仍然显得较少。
心理学深度服务于社会治理，可能还未进入许多研究者的视野范畴，对于服务社会治理的具体路径与实践方案也还欠缺基本共识。
为此，本文拟通过心态秩序建设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强调，引出心理学必须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逻辑；再简要回顾中国传统思想及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类有关“治心”的主张，说明心态建设可咨利用的理论资源；之后分析当下“社会心理服务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并指出现有建设方式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再进一步提出和发展旨在“善治”的中国心理学的相关主张。
由于心理学对社会治理的参与起步较晚、成果不多，本文的分析和建议不免粗糙简陋，尚望学界同行积极批评指正，以进一步明晰中国心理学服务于社会治理的未来走向。
01
心态秩序的内涵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达成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社会秩序，是当代社会治理的理想目标。不过，对于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才算“既有活力又有秩序”，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凝聚共识。
如果说传统的社会管理更注重秩序、即注重稳定的一面，那么近些年来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向，则是要在继续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激发社会的活力。
即便如此，对“社会活力”的理解，很多时候人们仍停留于经济消费、*治参与、社会活动等客观形式上，对于心理层面、尤其是中国语境下更有亲切感的“心态”层面的活力激发，可能还只停留于简单的口号式呼唤的阶段，对于心态秩序在社会秩序中重要作用的认知尚不够充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心理学界对社会治理的参与方式。为此，本文拟先对心态秩序的理论渊源及其重要功能做一简单回顾与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起，费孝通出于对自己学术研究的省思和对社会学学科未来发展方向的关切，开始多次提及“心态”研究这一新研究方向。
他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研究道路时提出“以往自己的研究还局限于物质资源的配置与利用这一生态层次，而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相处这一高于生态关系的心态层次。”（费孝通，）在他看来，“志在富民”的学术旨趣和所处发展阶段的现实呼唤使其将研究目光聚焦于如何解决温饱和贫困等现实困难，但这不可避免的导致了“只见社会不见人”的研究缺陷（费孝通，）。这种从生态到心态的研究思路转向不仅仅应理解为他个人学术研究的范围拓展，更应视为其对现实社会发展需求所作的的一种预见和警示。
在对中国社会巨变的敏锐观察下，他预见到中国社会稳定发展除了要解决已经摆在眼前的生态层次的现实问题，更要意识到潜藏在更深的心态层次的危机。如果不警惕心态层次的矛盾和失调，则将会大大制约“共荣”秩序的达成，甚至可能反噬已有的发展成果。因此，“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类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费孝通，），而这也是拓展社会学学科界限的重要方向。“心态秩序”的概念，由此得以明确提出。
不过，心态秩序的思想本身其实有着更深的渊源。费孝通的心态秩序概念，其实融合了其老师潘光旦的“中和位育论”，其中，“位就是安其所，育就是遂其生”（费孝通，）。如果说无序象征着断裂和无规则的现象，心态秩序概念则传达了对某种连续性和确定性的理想体系的想象（陈先哲、卢晓中，）。
心态秩序追求的是超越人和人简单“共存”的更理想的“共荣”，这是一种普遍的和谐的更高层次的新秩序，这种普遍的和谐蕴含着“相安、谐调、团结、安定”，从个体的身心之和，到人与人、人与群、群与群的之间彼此尊重、平等交往的和谐共存与共同发展的人际之和，再到更高层次的天人之和，最终承认事物的多样性而谋求和谐统一的人与自然之和（汪凤炎，，pp.-）。
这一概念蕴含着费孝通的终身关怀，是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美好社会设想的实践进路（李友梅，）。费孝通所提出的心态概念虽然不是一个完全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概念，但其与当下中国心理学界、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界提出“社会心态”概念实际上存在着较高的重合度，甚至可以认为建立心态秩序的最主要方式：就是对社会心态进行合乎价值目标与科学规律的治理。
但遗憾的是，这一极具价值的原创性概念在当时既未得到中国社会学界足够的重视，更是缺少中国心理学界的积极响应。然而，它是真实存在的，也是亟需解决的治理问题。
无论是费孝通等学者对于未来矛盾变化的洞察，还是当下各领域研究者对正在经历的精神困惑、价值丧失和情绪低落等不良心态及其促成的新型矛盾的现实反思，无不说明一个事实：任何社会体制和社会体系的本质都是以社会心态和观念秩序为基础，也都会指向精神范畴（李友梅，）。
为此，已有不少学者自发地开始阐述心态失秩的表现，进而反思心态秩序的建立方式。在这些研究中，既有对焦虑、浮躁、暴戾等不良心态的学术批判，也有对开放、包容等积极心态的体察，并总体上汇聚成对“中国体验”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周晓虹，）。它具有二元性突出的特点：传统与现代的颉颃、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以及积极与消极的角力。而实现“安其所，遂其生”的心态秩序首要条件就是去除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二元性或极化特点（周晓虹，）。
中国体验概念的提出是心态秩序研究的重要理论突破，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界对社会心态危机的集体察觉。显然，研究心态问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心态问题，即建立心态秩序的问题。
梳理心态秩序领域的研究脉络，也可发现相关研究都自发地从心态状况的客观把握、到危机成因的探究、再到社会心态治理这一最终目的。例如，有研究提出急剧的社会变迁、持续加重的社会性和精神性需求得不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等，是造成社会心态失衡的宏观背景（傅金珍，）。成伯清（）在分析心态秩序危机的直接原因后认为，化解社会心态问题的关键在于促进结构正义。辛自强（，pp.-）也提出培育良好的心态首先要以改善社会现实为起点，以消解负面社会心态的社会现实根源。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研究者提出更为宏大的愿景，提出当代中国的心态秩序构建就是要建设大国心态，即中华文明信仰是建构当代中国心态秩序的重要文化资源和基本方法（李向平、*，），以及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建构民族心态秩序（龙金菊、高鹏怀，）等。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心态问题及其诱发的社会冲突问题的凸显，国家治理层面也开始主动重视心态治理与心态秩序建立的问题。从年*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到年十九大报告中再次重申“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从中可以看到社会心态建设已然成为了国家的重要治理课题，并得到顶层的重视。
而这，也打开了心理学服务于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窗口。各类相关的“治心”主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真正进入心理学研究者的视野。在这个意义上，心态秩序建设不仅仅拓展了社会学学科的边界，同时也拓展了心理学的学科边界；这一共同主题将心理学与社会学、将心理学与社会治理相互连接，为心理学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最为可行的切入路径。当下学界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是：心理学参与社会治理主要分为两个路线，“治心”和“由心而治”。
前者指对个体层次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提升和群体层次的社会心态进行治理；后者包括尊重人性和心理规律、理解心理规律、依循心理规律、开展心理建设四层含义，通过心理学和行为科学对人心的了解对人的行为善加引导，从而达成对社会的善治（辛自强，）。
总之，从心态秩序的概念提出，到如今各种心态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但已充分指明心理学服务于社会治理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当然，对于如何进一步地发挥心理学的社会治理功能，还需要进一步挖掘理论资源和联系社会资源，也要求心理学家亲身投入到具体的社会治理实践中。
02
中国心理学传统中的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国家治理对于心理学的需求日益增加，但所指的“心理学”并不仅仅限于现代尤其是当代心理学，即奉自然科学为圭臬的科学心理学。因为任何治理过程都应是科学和艺术的统一，而不能是纯粹追随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类的“硬科学”。同理，社会治理对于心理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也不应当只是“眼睛向外”地寻找所谓的“国际视野”和“通用规律”，还需“眼睛向内”地挖掘内涵于中国本土传统中的治理思想并加以现代性的转换，使之服务于当下的社会治理进程。其实，中国心理学自古就有深切的治理关怀传统，深挖传统文化、提取价值精髓能够为学科发展和实践应用提供动力。
探讨人性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心理学思想的重要研究内容，而基于对人性的认识推衍出一系列的“以人为本”等*治理论与实践主张，则是传统中国心理思想的从“治心”到“治世”的重要实现形式。其中的一些主张至今仍有深刻启示。历数其中的最关键一点，莫过于对社会秩序形成中人之地位的强调，即“以人为本”的社会秩序建设思想。历代中国的思想家大多肯定人的地位与价值，如：孔子提出“仁者爱人”、“仁者人也”，孟子提倡“人者仁也”、“仁义治国”，《素问?宝命全形论》的“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以及《孝经》中“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表述。
这些都在肯定人之价值的同时，提出要将尊重人和以人为本为准，考虑社会治理的基本问题，并进而形成以人为本的治理思想。如，《管子?霸言》篇所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其实在强调统治者治理国家应该以人为本，由此，才有进一步的将以人为本的内涵在*治上的具体化为的爱民、顺民与富民的提法（车文博，，pp.6-7）。
当然，古代的人本思想与当今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思想肯定存在不少本质差别，但其中要求尊重、关心、理解和信任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