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5月28日），何兆武先生过世了，享年岁。
一位大家，永远地走了。
何兆武先生事实上是个杂家。
他本科读了一年的土木工程，觉得自己画图纸不行，于是就改学历史。后来他读研究生时，又换了门头，专攻哲学和外语（英语、德语、法语）。
正是那个特殊的年代和他受教育的宽广，使得他成就了一长串货真价实的头衔：历史学家、哲学思想史家、翻译家、清华大学教授。
何兆武著作等身，自不必说。他与其他人联合撰写创作或自己独立完成的有名专著，就有：
《中国思想通史》
《中国近代哲学史》
《中国思想史纲》
《中国思想发展史》
《历史理性批判散论》
《历史与哲学》
《苇叶集》
《上学记》
他最后这本《上学记》出版时，还引起了较大的轰动效应，一时洛阳纸贵。现在有点年纪的人，当年都是恭逢其盛。
《上学记》上市时间是年，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小资阶层，可以说是人购一册。有评价称，这本书“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除了让人了解民国教育及一代学人的成长历程外，也让人们反思当下教育的种种困境。”
那一年，何兆武已经85周岁，这本《上学记》也成了他事实上的封笔之作。
他一手翻译的世界经典大著，更是如雷贯耳，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
何兆武多次谈到，他非常喜欢他翻译的帕斯卡《思想录》中的一段话：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依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
这或许是何兆武先生一生追求的境界。
……
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年至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研究生。年至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年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
介绍何兆武的经历，上面这段文字，是一个标准版。细心的人会发现，这里缺少了-这三年的经历，也缺少了-年这六年的经历描述……
年那年，适逢《上学记》出版和85周岁生日两大喜事，清华大学安排了一场场面不小的活动给他祝寿，哪知何兆武老先生执意不愿，校方还是“硬搞”了，结果嘉宾悉数莅临后，怎么也找不到庆祝活动的主角了。
原来老先生逃之夭夭，躲了起来。
他不愿意接受赞美，因为他觉得受之有愧。
何兆武事后认真地说：我不配。
成就没有，成就等于零，我没有成就。我荒废了，一生荒废了。
这么多年，我没有成就，或许做了一点工作，大部分是任务，也有少数是自己感兴趣的，但谈不上成就。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是报废的，比我年轻的那一代人基本上也是报废了的。报废了。
这就是谦逊而诚实的何兆武。
除了谦逊，他说的时代背景，却是一个事实。
何兆武曾自言，在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和南开）的日子是他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读本科和研究生，从18岁到25岁，也是人生最好的一段时间。
那时从物质上来说，是最苦的一段时间，常常饿肚子，而且还要跑空袭，警报一响就往最近的防空洞跑。可就是这样，还觉得非常美好，是因为自由。生活自由，思想也自由。
何先生从四九起的那个前三十年，他没有正经做过学术。做一点的，都是在地下工厂，那是属于偷偷地干点私活，种点小小的自留地。零零碎碎的，偷偷摸摸地搞一点，学术水平就不可能上去。你要希望出大成果、出水平，就得真正投入。但你不可能真正投入，你整天斗这斗那、争这争那的，还搞什么学术？
这便是笔者个人理解的“何兆武之惑”。
既然现实不能触碰，那就从古典中去寻求营养。这就是何兆武成为出色翻译家的原因和契机所在。
有精通英文、德文和法文这个基础，何兆武那三十年，在无数个偷偷摸摸的夜晚，他把自己浸淫在西方经典（古典）中，默默地阅读、充分地理解、慢慢地翻译……
这种精神，反观到当下这个浮躁的社会，却是消失殆尽了。
现在搞翻译的，并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有水平同时愿意坐冷板凳的人，几乎绝迹了。
通过阿谀吹捧就能争来无聊研究题目的经费，通过察言观色就能写出上峰满意的论文，就能当仁不让的坐上学阀之位的，谁还有心思搞翻译？
所以笔者想说：何兆武是到目前为止的中国最后一位翻译家。如果这样说太过苛刻，那我愿意退让一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翻译作品，基本上是读不得的。
以上杂感，拉杂写来，算是我对何兆武先生去世的纪念。
何兆武先生安息。
年5月28日星期五，于浙江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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