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5月8日-9日，在农历烟花三月、春和景明的古城扬州，由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武汉大学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战略研究中心与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扬州大学儒家经典诠释与域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明清哲学文化及其现代性学术研讨会”在街南书屋长乐厅会议室举办，来自武汉大学、扬州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苏州大学、湖北大学、贵州大学、宁波大学等校与江苏省社科院的30多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一、群贤毕至、畅叙幽情
开幕式由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程海霞教授主持，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李庆钧教授、扬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朱岩教授、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吴根友教授先后致辞。三位致开幕辞的领导嘉宾在讲话中都不约而同地从李白的诗作名句“故人西辞*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谈到白云*鹤之城武汉与运河文化名城扬州之间悠久的文化连接，并对本次会议表达了深切的期盼之情和祝福。吴根友教授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指出了武汉大学与乾嘉学术、扬州学派的独特缘分：自珞珈中国哲学学派开创者萧萐父先生始，武汉大学便是海内外明清哲学研究的重镇，近年来，乾嘉学术研究更是佳作频出，所以，借此难得的文化渊源和学术缘分，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与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共同举办“明清哲学、文化与现代性问题学术研讨会”，探讨明清哲学、文化及其与现代性的关系。
二、人文实证、再论启蒙
《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对明清之际思想启蒙特征这样论述道：“在中国，从明代嘉靖初至清道光二十年，即16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正是一个使古老文明汇入世界历史的特殊发展时期。它既体现着社会发展和人类心灵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因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既往的特殊性，而使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发展和思想启蒙道路具有格外坎坷的中国特色。”本次研讨会的三场主旨发言正是从义理、方法论等角度再一次论述了明清思想启蒙的多维特征。
主旨发言专场由扬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朱岩教授主持，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吴根友教授第一位报告。吴教授总结反思了乾嘉学术中所蕴含的以及自己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所提炼并明确提出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论。他认为：1.人文实证主义方法论可以说是乾嘉时代学人共享的思想方法，如戴震、钱大昕、章学诚等思想家，尽管他们涉猎的具体领域并不相同；2.从梁启超、胡适开始，就以“实证”来概括乾嘉学术的特征，近人余英时也持相似的态度。在实证前加上人文并非叠床架屋似的累加，而是凸显出乾嘉学术中的人文关怀；3.人文实证主义是对萧萐父先生所推重的“情与理”相统一的诗化哲学的继承，更是对传统理性至上哲学的反思与突破；4.人文实证主义的方法并不仅限于经典文本研究，至少在解释学的意义上可以普遍化到现实*治、社会的研究，也包括对于天地间一切文本的研究；5.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焦循的经学研究方法与思想主张——既强调个体性的性灵，同时也重视“述”类文章与方法在经学研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可以视为“后戴震时代”的典型代表，也更突出了乾嘉时代人文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内在张力；6、如何从哲学史的研究中提炼出一种哲学的普遍方法来，而不再是仅仅对于历史上的哲学家思想进行一种重新的叙事，“即哲学史讲哲学”。
第二位做主旨报告的是许苏民教授，他集中讨论了“人文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学术创新意义，许教授认为人文实证主义的方法：1.深化了乾嘉学术研究，有力地回应了西方学者贬低中国史学和哲学的错误观点，对于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2.不仅是“借鉴现代西方哲学的思维成果”而尝试将乾嘉学术中普遍使用的实证方法称之为人文实证主义，而应看作是对中国史学和哲学的优秀传统，乃至西方史学和哲学的优秀传统的继承和会通，是对中西“广义的人文学研究”，特别是史学和哲学的优秀传统所做出的高层次的哲学概括；3.丰富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论的体系，对乾嘉学术“人文实证主义方法”的得失作了纲要式的分析，充分肯定其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科学精神，淡泊功名利禄、追求知识、崇尚学术的求知精神，关怀民众疾苦人文主义情怀；4.对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特别是对于廓清西方学者贬低中国语言、贬低中国哲学、贬低中国文化的错误观点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5.倡导和推广“人文实证主义方法”，把这一方法推广和运用于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研究的广大领域，对于推进“民心相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对于中西文化的互学、互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扬州大学文学院柳宏教授就“王夫之《论语》诠释之哲学探索”做了第三位主旨发言。他指出，王夫之在《论语训义》《读论语大全说》中，开启了清初《论语》诠释新风，从哲学高度诠释《论语》，对宋元诸儒的《论语》诠释做出深入分析，表现出尊经复古、崇尚圣言、排老辟佛的倾向。王夫之在知行观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与行不可等量齐观，强调“行”的决定性作用，突破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心本体”范式，不仅突出了“气本体”在人生各种社会实践中不断充实变化，而且是超越外在形态改变气缊神化后的性质改变。王夫之的“道器”论，启发人们从日常生活现象中，把握道对器的依赖关系，思考抽象原则对具体器象之间的关系，有力驳斥“道本器末”的观点。王夫之讨论“生死观”时，对佛老“详于言死，而略于言生”的倾向予以批判，启发人们超越时代和地域思考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