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览》杨祖陶传文
杨祖陶(-)，四川大竹人。西方哲学史家。年成都石室中学肄业，进入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留校任哲学系助教、讲师。年10月调武汉大学执教至今。曾任武汉大学西方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武汉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德国哲学》副主编，金岳霖学术委员会顾问，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成员；现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长期从事西方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多次被评为武汉大学优秀教师、优秀研究生导师，曾获湖北省高校先进工作者称号。培养了一批有影响的专家和学者。在系统研究欧洲哲学史的基础上着力从事德国古典哲学、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和翻译并取得成就。在开创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的研究，探索康德范畴先验演绎的构成和黑格尔逻辑学的建构及逻辑学中的主体性等方面获重要成果。代表论著为《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欧洲哲学史稿》(合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合著)。代表译著为黑格尔《精神哲学》，康德著《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合作翻译)。年11月退而不休，学术工作至今仍在有成效地延续。
一、哲学人生
我祖籍为四川省大竹县，年1月15日出生在达县(今达州市)一个历代都重视子女教育、被乡里称为"读书人家"的家庭中。父亲杨叔咸为前清秀才，早年在唐山铁道学堂肄业，新中国成立前曾在达县与兄长共同创办"商务印书馆经销部"，对提供中小学教材、传播新文化起到很大作用。父亲在我少年时去世。我的3个同胞兄弟都先后受到大伯父教育之恩。大伯父杨伯钦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师范大学，是毕生从事教育事业的知名教育家。年我10岁时，父母决定把我也送到成都大伯家求学，大伯对我视如己出，高小、初中的学业都是在当地最好的学校完成的。
年我不负大伯栽培考入了最负盛名的省立石室中学就读高中(-)，在石室中学我陆续接触和读了倾向各异的书籍，尤其是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哲学更是令我陶醉和激动，受其影响立志学哲学，而没有步兄长们后尘学习经济学的热门。由于一心想学哲学，年终于以同等学力考上了我朝思暮想的、名教授云集的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有幸成为在我国教育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的西南联大的末届大学生。我当时怕考不上西南联大，还同时报考了华西大学哲学系，后者张榜在先，我已先期报到入学。华西大学风景如画，条件很优越，何况我的大伯父时任校中文秘书长。但当我得到西南联大的录取通知时，我欣喜若狂，执意要去，开明的大伯父虽十分不舍，还是成全了我的志愿。我踏上征途，直指南疆，奔向春城。当我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昆明，来到国难当头临时搭建起来的干打垒的简朴校舍和没有多少树木的近乎荒凉的联大校园时，眼前的一切与华西大学似乎不可同日而语，但我情绪很高，因为我心中在意的是自己对哲学的追求。我终于在这个大后方"学术自由"的"民主堡垒"里，迈出了漫漫哲学人生路的关键一步。
年到年是我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求学阶段。年一进入西南联大就感受到全校弥漫着浓郁的学术空气，我忙着拜见我仰慕的名师，找寻他们的著作。我在西南联大的第一学年里上的是一般性的大一课程，唯一与哲学有关的就是金岳霖给文科学生开设的、可以说是哲学启蒙课程的逻辑课。金岳霖是把现代逻辑介绍到中国来的先驱，他精彩而严谨的讲课使我受到理性思维的逻辑训练，使我懂得了正确思维所必须遵守的规律和形式，这对我日后求学为学受用不尽。但我却没有因此改变自己在中学时代就树立的对尼采、叔本华意志哲学的信仰。
年4月，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复员迁回平津原址。在读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复员的学校，我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但在等待复员的过程中，我们川籍同学相约一起先回四川，无奈我们坐的敞篷货车到贵州的七十二拐时突然翻了，我因伤休学，直到年7月才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复学。
一年，在北大学习的这三年对我的哲学生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三度进入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大师贺麟的课堂，聆听先生讲授的"西洋哲学史"、"形而上学研究"、"黑格尔哲学研究"三门课程。其中"黑格尔哲学研究"实际上是贺麟主持的一个研讨班，上学期学习黑格尔的《小逻辑》；下学期学习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受到贺麟的启蒙、教诲、鼓励，使我暗下决心要一辈子跟随他研究黑格尔哲学。与此同时，我又以空前的*治热情，如饥似渴地博览马列著作，自然而然地使得黑格尔和马克思在我心中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在我青年时代就形成了没有黑格尔就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不能洞见黑格尔真谛的朴素信念。这一信念在我风风雨雨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动摇过，只有加深和坚定。
郑昕是我国第一个对康德作精深研究，能原原本本地、系统地、融会贯通地介绍康德哲学的大家。我高度自觉地选修了郑听讲授的有关．"康德知识论研究"课程，并认真钻研了郑昕的《康德学述》著作。是郑昕为我开启并带领我进人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学术大门，有了一些粗浅的领悟，日后我对康德哲学的研究探索不得不说是得益于郑昕的指引才起步的。
在北京大学的最后一个学年，我还有幸完整地聆听了学贯中西印的哲学大师汤用彤开设的"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两门课程。汤用彤讲授的内容可视为对哲学家原著的导读，他通过严密的分析，引导学生通观原著的本质内容和逻辑线索，先生这一做法，对于我日后从原著人手、从第一手资料人手研究哲学树立了榜样。最后他总是归结到讨论如何由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对立而达到康德批判哲学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增进了我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历史基础、理论来源和开创意义的理解。
-年，我完成了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的求学之旅。在金岳霖、贺麟、郑昕、汤用彤诸先生的课堂的影响下坚定不移地确立了终身研究西方理性哲学的方向。
～年是我在北京大学任教的9年。年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兼作系秘书。当时系主任郑昕对我卖力的工作很为赞赏，说我还有一点做秘书的才能。在参加一年土改、从城内沙滩迁校燕园、全国院系大调整、下放劳动一年中，经历了从哲学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研室再回到哲学系的变动。开始从研究和翻译两方面着手进入黑格尔哲学：发表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黑格尔的哲学史观》，翻译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两部分，以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序言。我毕业留系工作后不久，在学长赵宝煦、*楠森领导、指导下从事马列主义基础的教学工作和协助苏联专家主持研究生班。这样，我就有机会更广泛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哲学方面的著作。可是，对马克思哲学了解得越多，我就越发觉得不了解黑格尔哲学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我对黑格尔哲学的依恋就越深。经我多次争取，年年底我终于回到了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这还得益于院系调整后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大学任哲学系系主任的金岳霖希望我回到他身边工作。回到哲学系，我满以为从此可以把探索、研究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联系提上日程、深入下去，但是客观环境并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
年10月至今是我在武汉大学任教的漫长岁月。
年反右斗争后，这年冬季我随北京大学师生下放到贫瘠的上清水进行劳动锻炼，年我从上清水回校不久，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突然就得到调我到武汉大学任教的调令，国庆节后我就匆匆来到珞珈山，从此再没有动过窝。我在武汉大学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时代。不论风云变幻，不管艰难险阻，我始终没有放弃对西方理性哲学的探索与耕耘，始终坚持教学、研究与翻译三者结合的为学道路。
我来武汉大学是与年反右斗争后高校形势变化有关的。陈修斋因受牵连不让上课，武汉大学哲学系匆忙来北京大学要求派人"支援"。我在北大没有教过一堂外国哲学史的课程，家中还有一大堆难以想象的困难，来到武汉大学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正常生活都难以为继。好在当时正贯彻"高教六十条"，阶级斗争的弦稍稍放松一点。我披荆斩棘，奋发图强，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中开辟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收获了第一批研究成果：适应教学需要的40万字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铅印教材(《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一书的前身)；为湖北省哲学学会(李达任会长)首届年会撰写了5万字的长篇主题论文《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
在"文化大革命"年代，我的学术事业被中断。年武汉大学率先将哲学系一锅端到湖北襄阳隆中，在下放劳动和复课闹革命中挤出时间着手编写了铅印本《欧洲哲学史(试用讲义)》(全国哲学通用教材《欧洲哲学史稿》的前身)中的古希腊哲学、欧洲封建社会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部分，陈修斋在完成他的名著翻译后参加编写了另外4章，共同完成了全书；继续翻译黑格尔的《精神哲学》。
年，武汉大学哲学系结束了在湖北襄阳隆中长达10年的"斗批改"、开门办学，我又重返珞珈山，开始了我哲学生涯的新阶段。当时正值粉碎"四人帮"，百废待兴，我选择的是把一线教学视为天职，以学生为中心，主动负担恢复高考招生的、、三届哲学系本科生的西方哲学史课程的通讲，一两百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我力求以问题为主线，努力挖掘哲学家的深层意蕴和揭示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律，被同学们誉为"带领我们在哲学史的迷宫里漫游"、"听杨老师的课是一种真正的享受"。此外，还首次开出难度较大的研究型选修课"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研究"和"黑格尔《小逻辑》研究"，这些课程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也促进了我的科研工作的进展。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发表了从《黑格尔关于逻辑学对象的观点及其在发展辩证法中的历史作用》到《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的系列学术论文；出版了专著《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合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
在古稀到耄耋，我克服自身年老病痛的不利条件，卸下教学任务后，在没有任何补助的情况下，集中精力、历时7年，实实在在地推进自己的学术事业，在主导合作编译出版《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合作翻译出版康德著《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的巨大工程中竭尽自己的全力：产生了可观的学术效果和社会效益，经住了学界的反复考量。腰疾缠身的我仍在马不停蹄地进行各项学术工作。80岁首译出版了恩师贺麟交给的格洛克纳版黑格尔《精神哲学》；完成了从网络走向正式出版的《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学术回顾集。85岁奋力首译出版了贺麟托付的黑格尔《耶拿体系-：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我以87岁高龄又根据德文"理论著作版"《黑格尔著作集》第10卷完成了即将出版的中文版《黑格尔著作集》中《精神哲学》卷的重译。
二、学术成就
1．开创了对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的研究
运用辩证逻辑，以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矛盾为纲，揭示和陈述了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费尔巴哈及其向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发展的辩证逻辑进程，这在国内外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中尚属首见。
在过去，德国学术界虽有关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论著，但从没有过从康德到费尔巴哈、马克思的。普列汉诺夫的有关论著《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也只论述了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哲学进程。尤为重要的是，他们都不是以运用辩证逻辑揭示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逻辑进程为目标和内容。我探索和研究的意义在于开以辩证逻辑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进程的先河，特别是从德国古典哲学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抓住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这个主要矛盾来揭示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辩证逻辑全进程。这样就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中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崭新道路。
年秋，我受命从北京大学调至武汉大学哲学系，很快就开始了主讲德国古典哲学的工作。当时生活条件非常困苦，校领导号召大家多晒太阳，保持健康。我完全可以按照当时既有的西方哲学教材走上讲台，但我执意要给自己压担子自己编写教材，在编写教学提纲的过程中，恩格斯关于"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论断深深地吸引着我，在我心里产生了解开这种发展的连贯性、逻辑性和必然性之谜的强烈冲动；而列宁关于近代哲学认识的圆圈运动("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设想，像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在我眼里显示出了解谜的前景。
这就促使我把揭示和描述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作为自己长期研究的中心课题。我坦白地承认，正是解决这个课题的兴趣和需要，成了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原理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论述进行一番广泛深入的研究的真正动力，也成了我思考和探究有关德国古典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各种问题的特殊视角。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自信已经依照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及其方法论原理，大致弄清楚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阶级即经济-*治基础、实践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思想基础即近代哲学及其向德国古典哲学提出的问题和任务之后，就向自己提出了着手编写一部以探索和揭示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逻辑为目标和特色的教材的任务。我的想法得到了哲学系和所在教研室的支持。那是一个物质条件特别困难的时代，连一张普通的稿纸也难见到，这就逼使我不得不以一种现在也难以想象的竞技状态来完成这项自选动作。由于时间紧迫，这项工作只好马不停蹄地以边讲授、边编写、边由印刷厂印发给学生的方式进行。就是这样，到课程结束时，将所发散页集中起来装订成册，同学们居然有了一部40万字的铅印本《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当时对于出版著作也没有强烈的愿望，这部讲义在抽屉里一放就是30年，直到年才删繁就简、整理修订后以《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的书名正式出版。
《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一书问世后，引起学术界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