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说理介入生活，以思辨省察人生
余*绪
我对议论文写作产生浓厚兴趣，是在年前后。那几年连续带高三，天天刷题，人很疲惫。看着学生的成绩，心里着急。尤其是作文，个别学生文不成篇，篇不着调，让人上火。怎么办？没事的时候就琢磨议论文的写作之道。不怕笑话，写作秘笈素材集锦类的教辅书也没少看，但不久之后，我就将这些东西全给扔了。坦率地说，没用，害人。鼓吹秘笈的人，喜欢将写作知识神秘化，将写作技能绝对化。要是学生禀性机敏，还能灵活变通，为我所用；那些资性差的，一旦迷上此道，则如身陷泥淖，难以自拔。话说回来，禀性好的孩子，谁还需要这样的秘笈与诀窍呢？
这样的思考促使我寻找议论文写作中更为关键的要素与框架，这就是本书所标示的两个关键词：说理与思辨。我用“说理”来概括议论文的文体功能，用“思辨”来概括议论文写作中的思维与表达机制。简单的说，议论文是“说理”的文体，说一千道一万，“说理”才是硬道理；要说理，就必须“慎思明辨”，就要辩证思考与理性反思。以“说理”与“思辨”切入议论文的写作教学，着眼于思维素养，落脚于表达能力，看起来复杂与艰难，但解决的却是根子上的问题，结果反而纲举目张，事半功倍。骄傲地说，我的学生在议论文写作上的进步与成就，还是颇引人瞩目的。
二十多年，我的议论文写作教学就是沿着这个路子走下来的。早期，我看重说理与生命的关系，将说理看作是生命的内在冲动与需求，提出“写作即表达，表达即生命”这样的观点；后来，我更看重说理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尤其是公共说理与时事评论的关系，撰文《以公民姿态，就公共事务，做理性表达》来陈述自己的教学主张。以说理与思辨为基点，我对改革开放40年来的高考作文命题写过多篇评述，希望高考命题“厘清作文测评维度，注重思辨能力考察”。当然，我劳心费力最多的，还是致力于将在国际教育中被视作“核心中的核心”的批判性思维引入议论文写作教学，在核心素养的高度探索“问以辨之，立以论之”的议论文写作。总而言之，说理是旨归，思辨是灵*。
对于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再没有比训练他的说理习惯与思辨能力更重要的事情了。在我看来，说理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意味着理性、对话与温和，理性的人才能保持生活与人生的清明。在公共生活领域，“说理”的必要性毋庸赘言；即使在私人领域，“讲理”其实也是为人处世的底线。确实，亲人之间、朋友之间，情感是更重要的纽带。一旦有了龃龉，起了冲突，我们常常诉诸情感，用情感的柔软与温暖来抚平伤痛，填补缺憾。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家不是讲理的地方”。但问题在于，情感不是万能的，人的情感也是有限度的。如果一个人不尊重常识，不尊重规则，总是悖“理”而行，作为他的朋友或亲人，能否无限度地接纳下去？在这个意义上，私人领域也还要讲些道理，朋友间也得讲基本的规则。不能不说，中国社会过分看重“情”的粘合作用，又常常混淆公共生活与私人领域，这使得很多人情理不分，公私不明。这样的环境甚至培养出了一些精致的投机主义者——占理的时候“得理不饶人”，不占理的时候“煽情以惑人”。他们不知道，在情感与道理的天平上，有个叫“良知”的砝码，应该由它决定我们的言行。
正是在做说理训练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说理的价值与意义。一个人，愿不愿讲理，讲怎样的理，这是一个生活态度与价值观的问题；而能不能说理，善不善于说理，则是一个思维品质与表达素养的问题。说理与思辨，训练的是实事求是、理性公正、求同存异的习性，训练的是诚实表达、多元倾听和平等交流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说理与思辨的训练，既是德育，也是智育；既是人生教育，也是生活养成。就个人看，说理的诉求多了，思辨的习惯就慢慢养成了，胡搅蛮缠的冲动就少了；从社会角度看，说理的人多了，讲歪理的人少了，人的文明素质也就上去了。无论对国家，对社会，还是对于我们自己，说理与思辨都是一种健康的力量。正是因了这种信念，即使在高考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我也将说理训练控制在“理性”的范围之内，不让那些看似有理实则悖理的东西进入我的课堂。道理很简单：分数不是目的，人才是。
以说理介入生活，以思辨省察人生，这是我对议论文写作的价值定位，也是我对自我人生的基本设定。
也许有人会问，这样的写作教学会不会凌空蹈虚？针对这样的质疑，原谅我说一句不恭的话：那些热衷于传播秘笈和诀窍的人，永远也理解不了真实写作的乐趣与价值。而且，我也高度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有什么秘密武器。议论文不“说理”，说理而不“思辨”，这样的写作才是虚假的写作，这样的写作才是不折不扣的“凌空蹈虚”。事实上，为了实践“说理与思辨”的理念，我付出的劳动与艰辛恐怕是很多人无法比拟的。比如我一直坚持作文的面谈与面批。在年发表的《在面对面的沟通中发现更多》的文章中，我这样写道：
与课堂教学中的师生沟通相比，面批无疑具有更强的私密性、更大的自由度以及更明确的目标。我一向主张作业面批，在日常教学中，我也一直坚持作业面批，尤其是作文，我坚持每学期至少和每个学生单独沟通两次。
始终保持与学生面对面的沟通，保持与学生频繁的深度沟通，这是我的工作习惯。在面对面的沟通中，才能会更准确地发现学生价值判断的错位、思维过程中的纰漏以及语言表达的瑕疵；在对话中，才能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说理与思辨的魅力与意义。
一直有人问，为什么你要选择批判性思维作为教学的突破口？其实，批判性思维之于我，并非自觉的选择，而仅仅是一种奇妙的相遇。这个缘分，主要就源于我对说理与思辨的执着。沿着“说理”一路走下来，与批判性思维的相遇是注定的。所以，当我凝视批判性思维的那个瞬间，我的确有一种故友重逢的亲切感。并非所有的邂逅都美丽，但带来惊异的邂逅，一定是人生的一道风景。
作为一个职业教师，我必须说，学生才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资源，他们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对话者。尤其在思辨性的读写教学中，师生之间的质疑与对话，更能激发我思考的灵感与思想的火花，我的很多教学案例与论文就是在学生的激发下完成的。本书收录的很多例文，来自我的课堂，来自我的学生。师生切磋，人生一大快事也。
感谢郑国民老师和董毓老师。20年前，我有幸入选首届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在北京师大得到了郑国民老师的指导；5年前，因为批判性思维，我结识了董毓老师，董老师给了我很多无私的帮助。得智者点拨，人生一大幸事也。
感谢上海教育出版社诸位师友的信任。感谢李光卫老师、顾翊老师的辛勤付出。
年10月25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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