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负责人推介
中央*校（国家行*学院）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获准立项25项，其中，重点项目8项，一般项目13项，青年项目4项，立项率较去年增长5.45%。重点项目立项数量列全国第3位，增长率为60%。哲学教研部焦佩锋教授、文史教研部林雅华副教授分别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唯物史观与当代历史主义关系研究”“克拉考尔唯物主义文化批判研究”先后结项，等级优秀。《学习时报》分两期将他们治学自述刊载，以更好引导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和学术研究。中央*校（国家行*学院）官方
年7月，我来到中央*校文史部工作。恰逢此时，文史部确立了国内第一家“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博士点和硕士点。年9月我来到德国慕尼黑大学访学，集中精力进行《20世纪德国*治思想史》的研究。与此同时，我参与了文史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意识形态话语重建”的创新工程项目。在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社会主义文化史的基础上，我开始有意识地
通过梳理年前后克拉考尔的唯物主义转向，我在课题中全景式展现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魏玛共和国时期、流亡法国时期与流亡美国时期的文艺思想。研究的主线是他如何从现代性批判走向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思想历程。论述的重点则是他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下，为应对现代性危机而建构的一套文化唯物主义方案——物质救赎意义。在克拉考尔看来，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与前现代的宗教社会，共同深陷“抽象性”的泥潭。意即，资本主义社会用“错误的抽象性”取代了神话时代“错误的具体性”。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非对理性的全盘否定，而应抓住其根本性的缺陷——抽象性。与抽象思维方式相对立的，就是对真实现象的具体考察。因此，面对时代困境，克拉考尔吸纳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思想成果，将目光投向了那些隐匿于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表面现象”之下的真实、具体、鲜活的碎片化存在。通过对其内部紧张关系的分析性解读，克拉考尔找到了消解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意义踪迹。即在碎片化的时代中，真理不再栖身于完美深刻的形而上理念之中，而是栖身于同样碎片化的世俗生活之中。为了继续推进理性的“去神话化”进程，开启去往真理的道路，必须要对具体的社会文化现象，而非抽象概念展开批判性解读。只有这样，空虚的抽象性才能走下神坛，资本主义时代才能终结于自身之手。具体而言，我的研究从三个思想路径系统阐发了克拉考尔的这一理论方案。
从一战前后“对意义充盈时代的乡愁”到魏玛时期对宗教弥赛亚主义的批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克拉考尔对现代性困境进行了诊断。此时他对宗教以及各种形而上的绝对理念还怀有某种“原乡”的期待。到了魏玛时期，克拉考尔在西美尔的影响下，逐步摆脱了这一浪漫主义的乌托邦情调，对纳米亚·诺贝尔的弥赛亚救世主义与罗森茨威格的宗教“新思维”展开了批判。可以说，他虽然已经从西美尔那里学到了碎片化关联的研究方法，并对真实的世界产生了兴趣，但此时的他却尚未找到转向物质现实的具体道路，也没有足够的理论储备推动这一转向。因此，这一时期，他在理论上的重要关切依然是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
从年的唯物主义转向到柏林时期对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进程的批判。在年左右，克拉考尔深入阅读了马克思尤其是青年马克思的作品。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以及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观念对克拉考尔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意识到，现代性的价值断裂与思想真空，无法通过对宗教，对形而上学，对虚假共同体的叫*来填补，而只能通过对具体现实的批判性分析才可能找到修复之路。年后，克拉考尔在柏林开展了《职员》研究，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运用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进程的批判。在这部作品中，克拉考尔见证了新兴职员阶层的诞生，并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这一新兴阶层的物质存在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深刻矛盾，由此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全盘理性化、“文明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系统性批判阐释的可能。
从巴黎时期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的批判到美国时期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巴黎时期，克拉考尔进一步推进了其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深度，将重心转移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现象之上。在他看来，弥赛亚救世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共通点在于抽象性。能够彻底终结抽象性的，就是那些挣脱了概念化，常被人所忽视，且充满鲜活、具体、生动之内涵的“表面现象”。这些在物质世界的边缘地带、在严整的社会现实的缝隙之间生成的碎片化的“表面现象”，是一种直接经验到的现实，不受任何意识形态污染、不带任何意识形态偏见，因而是一种最为彻底的真实。它们虽则毫不起眼，却隐藏着某种探明时代本质的东西。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仅要
总体而言，这三重研究路径完整勾勒了克拉考尔从现代性批判走向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思想历程。作为一个现代性批判理论家，他从未放弃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先行者，他自觉地从原子化、非真实的世界返回到现实世界，着力探寻那些稍纵即逝、无关宏旨的“表面现象”之下能够消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意义踪迹。它不仅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与现代性批判理论之间的深刻关联，同时也显示了唯物主义转向在社会文化批判理论中的重要影响。
三
这项研究发端于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多年探索，成长于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完成于中央*校文史部“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回顾这一历程，就如同石落水面所投下的点点波纹，不断向外辐射、延伸扩展出更大的话题和研究领域。它所指向的是西方现代性浪潮中的一段复杂的思想历史。在这其中，启蒙、理性、现代性、审美、文明、文化……是一系列关键词，而这些关键词恰恰贯穿了我对现代性状况中人的关切与意义重构的关切。当然，这些都是理论层面的探讨，如果落实到具体的课题研究，我想谈谈操作层面的一些粗浅体会。
跨学科的研究视野。我的研究从表面来看，讨论的是克拉考尔的思想历程。而我在行文中却力图从跨学科视角出发，对20世纪的德国、法国以及美国的思想语境进行审视，借此勾勒当代西方左翼思想文化的发展脉络，并在其间展示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历史效果。可以说，跨学科的研究视野是从事西方文化理论的基础，同时也已成为当下学术研究的基本范式。
密切追踪一手研究资料。在年下半年和年下半年，我两度前往慕尼黑大学，与克拉考尔研究专家因卡·穆德-巴赫教授进行了多次交流。我还前往巴登州内卡河畔的德语文献档案馆影印了克拉考尔生前未出版的文稿，并前往路德维希港的布洛赫研究中心，搜集了克拉考尔与布洛赫交往的原始信件。回国之际我采购了目前已经出版完成的德国苏卡普出版社的《克拉考尔全集》9卷本。这套资料的获取为我研究的最终完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引入更丰富的研究方法。谈克拉考尔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不能脱离两次世界大战的基本思想语境。因此，我在研究中引入了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了克拉考尔思想形成的历史脉络与现实关怀。此外，我还引入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充分展示了克拉考尔与西美尔、卢卡奇、布洛赫、马丁·布伯、舍勒、罗森茨威格、本雅明、阿多诺……之间的争鸣交锋。这不仅能够凸显其理论的独特性与先锋性，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现代性批判理论的谱系学研究提供了崭新思路。
总体而言，本课题所展示的克拉考尔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尝试，以及将马克思的理论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文化唯物主义立场，能够帮助我们将思考的重心从抽象、概念化的理论探讨，转移到现实*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具体实践中来。当然，我在行文过程中，对马克思的早期作品《论犹太人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多有涉猎，却未能对其进行更为深入和独到的阐释。我希望在此后的研究过程中，能够继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话语的理解，进一步厘清“异化”“剥削”“阶级”“市民社会”“自由解放”等概念，从而充分激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建构力与阐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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