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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正逢钱锺书先生诞辰周年，王水照先生《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的出版，是对钱先生的最好纪念，也为学术界留下一段佳话。所谓佳话，有两重涵义，一是说王水照先生与钱锺书先生38载亦师亦友的淳厚交往，于学问于人情，都弥足珍贵；二是说王水照先生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努力从钱先生漫散于文字中的“博”和“智”中去梳理他的思想体系，让我们知道，钱先生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就，有理论思考的深度，有文献积累的厚度，有胸怀天下的气度，有才华过人的温度。感谢王水照先生，他的著作让我们有机会走近钱锺书先生，走进“钱学”大厦。
今天，本应由刘跃进所长代表文学所来做致辞，无奈工作劳累，偶感风寒，我只能越俎代庖，努力完成这项艰巨任务。诸位前辈在座，堂庑特大，作为后生晚辈，不揣浅陋，也请前辈们多多包涵和体谅我的这份惶恐。
水照先生年就到文学所工作，在贡院西街这个地方度过了青春岁月，与钱先生交往18年，问学论道，积淀而后的勃发，累累硕果结在了复旦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不仅如此，水照先生在文学所内得到的学术濡染，也成为他带到复旦的精神财富，这大概就是文学所与复旦大学中文系之间绵延不断的学术联系吧。
记得水照先生在接受《解放日报》专访时曾回忆在文学所工作的诸多感悟，他提到文学所两位影响至今的老师，一位是何其芳所长，一位是钱锺书先生。的确，水照先生在文学所的18年，基本上就是“何其芳时代”。水照先生有两点总结极是中肯，他提到何其芳先生对于文学所工作的定义，何其芳先生认为文学所搞研究跟大学里面是有区别的，大学有繁重的教学任务，一些关键性“大学问”没法搞，成立文学所就是要搞突破性的大项目。而水照先生认为自己在文学所的最大收获就是在参与重大项目中，获得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学术伦理等方面的严格训练和具体教益。这些经历和想法，又与刘跃进所长不谋而合。刘跃进所长在《文学评论》创刊60周年纪念文集中写过一篇总序，题目叫《文学研究所的第三个“六十年”》。他说：何其芳同志在年建所之初提出的“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或许可以视为文学研究所精神的一个基本内涵。正是在这种精神引领下，文学研究所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跃进所长一再强调：文学所的优良传统不能丢。他让我转达诚挚的请求，请水照先生多写一些与文学所有关的回忆文章，让文学所同仁知道，什么才是文学所的传统，如何继承这种传统，这才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文学所有前辈大师的引导，还有两个重要的学术平台，即《文学评论》和《文学遗产》。据我粗略统计，水照先生从至年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8篇论文，从至年间，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论文11篇。值得一提的是，年第1期的《文学评论》，同时刊发了钱锺书先生的《诗可以怨》和水照先生的《关于苏轼与滕达道书的系年和主旨问题》，钱先生做过《文学评论》的编委，水照先生做过《文学遗产》的编委。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在此，我代表文学所，欢迎水照先生和复旦大学的老师们继续支持这两个刊物。
最后，感谢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精心安排，让我们在纪念钱先生诞辰周年的日子里，几代学人相聚一堂；感谢中华书局的精美图书与图画，尤其是文学所同事凭记忆描绘的老社科院手绘地图，既亲切又直观，唤起多少回忆。钱先生在《答效鲁见嘲嗤》说：“无师转多师，守墨非墨守。惟其空诸傍，或可虚尽受。”今天，我们就按钱先生的指引，有文脉之传而无门户之见，畅叙旧闻和新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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