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自身的认知偏差总是扭曲了我们发现事实的方式，包括非常常见的基本的统计与记忆错误。自从年代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HerbertAlexanderSimon）提出限制理性（英语：Boundedrationality，又译为有限理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判断力和决策，继而发现了人本身更多的认知偏差。
众所周知，很多理论学说（典型的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一直以来，都是以人自身的完全理性为基础和前提，当然，这种基础和前提是假设出来的。西蒙认为，人们会依据所掌握的所有信息，在多种措施中必然会选择效益最大化的一种；但实际情况下，人所掌握的信息，知识和自身能力是有限度的，其所能设想的措施自然也是有限，因此，几乎不可能能做出效益最高的决定。所以西蒙认为必须考虑人的本身生理心理限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认知限制、动机限制及其相互影响的限制。以下是几种常见的情况：
自我欺骗错：在自我欺骗错误中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动机都是保护自我形象和自信心。我们选择性地去看到我们希望看见的东西；我们误导自己去相信自己的一些断言即使它们是错误的。举个例子，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比普通人更聪明更宽容——即便这在统计学上来说是不可能的。正如托马斯奇洛维奇在其书《我们如何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中所说，70％的高中生认为他们在领导能力方面胜过同龄人，只有2%的人认为他们比同龄人的平均领导能力要差。自持过高的意愿并不限制于年轻的学生。一份调查大学教授的研究表明，94%的教授认为他们在工作上表现比他们的同事要好。鉴于广泛的自我欺骗现象，就让我们来看看自己是否能在以下两个自我服务偏见的例子中发现相似的情况：确认偏误：验证性偏见指的是一种执于寻找证明自己信念的证据而忽视违背自己所信的真正有关联的信息的情况。这种选择性的思维方式使我们改变我们的看法，让它看起来好像我们所看到的验证了一个已建立的决策。奇洛维奇认为，我们之所以对有助于证实自己意见的信息信任有加是因为相比那些不利于自己情形的信心，我们更容易尝试和理解这些有助于自己情形的信息。但是，当我们忽略能对决定提出问题的风险或信息时，确认偏误的结果可以引导我们去找到能证明明智决定的信息。自我归因偏差：因为我们希望对自己和自己的决定有良好的感觉，我们倾向于把成功归给自己而把自己失败的外在因素归咎于他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过渡自己的风险下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即便我们设法去保护自尊，过度自信会让我们低估各类风险从而在事前准备上不够充分。由于对自己的能力过于乐观，过度自信也能，让他们也可能在没有看清真正的失败几率的情况下开始做决定。自我归因偏差也阻挡了我们从以往错误中学习的过程，因为我们不将这些错误归咎于自己或者选择与忘记它们。情绪因素：我们的情绪对自身决定也有一定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情绪受到我们信仰的影响，经历了一系列的愉快和痛苦之后，会对我们的行动有一定的驱使作用。因此，情绪可以帮助我们调整心理状态，追求愉悦，避免痛苦。另外，由于情绪会伴有身体上的一些反应，比如呼吸急促，出汗，肌肉紧张等，一些激烈的情绪反应，比如生气，恐惧甚至过度兴奋，都会让人们失去理智，错误地分析当前形势，从而做出不明智的决策。比如，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希勒就指出：“大脑会储存有关过去决策的情绪记忆”，而这会反过来影响之后的决定。恐惧和贪婪：人们偶尔会被恐惧所束缚，又被贪婪所战胜。脑电波显示，对赚钱的渴望会激发同等的多巴胺，这是一种生理现象，通常在人们遇到极度惊喜时会分泌。同时，对损失的恐惧，会像打了一架一样，身体产生攻击性，同时分泌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导致心跳加快，血压升高，提高警戒性。恐惧和贪婪是阻碍理智决策制定的最大障碍。一虽然有人说，“贪婪是益事。”但现实生活中正相反，更多情况则像像电影《华尔街》中那个备受追捧的角色所说，贪婪并非益事。认知偏差几乎是每个人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这种偏差每时每刻都在欺骗我们对事实的正确认识，最常见的的莫过于统计结果与人们的传统印象的巨大差别。此时此刻，两个字“小心”似乎挺恰当的。人如果认为自己太过聪明而不可能有这些偏差错误也是引诱的，那么设想：就在我们把自己置于平均水平以上的同时，研究也发现我们容易相信自己比起大部分人而言更不易受影响于一大堆的“判断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