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冬升执导影片《癫佬正传》剧照。文图无关
8月21日下午，年南国书香节暨羊城书展期间，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广东新华发行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邀请深圳市作协主席广东省作协副主席李兰妮，以及中山大学教授林岗，一同就李兰妮新书《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在广州四阅新华书店（琶洲店）举办新书分享会。
精神疾病问题为什么日益普遍？有什么时代、家庭、社会因素？精神疾病与作家才华有什么关系？面对精神疾病患者，我们能怎么办？
分享会上，李兰妮与林岗给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诚挚解读——
李兰妮（左）与林岗（右）在南国书香节
在现代社会，精神问题日益成为问题
林岗：我在中山大学教书二十年，在我名下指导的学生，包括本科、硕士、博士，遭遇精神困扰的，大概有5-7位同学，至今都还有学生受到程度不同的精神困扰，乃至学业严重拖延。指责他们努力不够，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有失公平。因为抑郁症是病，是生理和精神问题，不是道德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作家李兰妮的书是“解剖自己”，她现身说法。她的“解剖自己”不同于鲁迅的“解剖自己”。李兰妮的“解剖自己”甚至比鲁迅更加无情。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写作。作家群体里，存在这方面问题的人有多少，但有问题而敢于说出来的人，以我所知是很少的。即使能够站在大众面前，但愿意把自己的这种很奇特的、很痛苦的经历写成书，这个几率有多低？所以李兰妮的写作是弥足珍贵的。她是中国作家队伍里面了不起的作家，写的也是非常罕见的一个题材。我愿意把她的写作介绍给公众阅读，就是因为她的写作有独特的价值。其实在现代人一生当中需要对付精神困扰乃至抑郁症，可能性非常高，所以对精神疾病应当早有所了解、有所应对。
精神疾病，我们有时候在历史上也会看到，但是现代社会尤其多。这个有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遗传，一个是现代社会的变化，我把它叫做原子化，每个人会变得非常独立，不论你愿意不愿意独立、你有没有能力独立，反正这个社会让你独立成为一个自主角色扮演在人生舞台上。从前中国是农耕时代，我们家里会有叔叔、伯伯、父母，我们生在这个土地里，老在这个土地里，死在这个土地里，一生也走不了太远，现在我们早早就出来到别的城市，甚至到别的国家去，这种情况越来越多，这意味着什么？个人的自由度在这个社会里增大，同时也意味着个人对自己生命承担的责任和它的重量更大了。这个“更大了”就会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就会出现抑郁症。
我还教过一个本科生，因为我们中大有一个制度叫做辅导百篇，每个老师大概有两到三个人，辅导他的百篇作文，帮他看文章的好坏。有一个我负责的学生跑过来跟我说，林老师，我们这个宿舍的人对我特别不好，好像有人要偷我的东西，要迫害我，有意的，他们都联合起来对付我。我说不会啊，大学我也读过，联合起来对付一个学生，可能有，但属于很轻的。然后我跟辅导员反映，我说这个学生来跟我说这个问题，当时那个辅导员也没太注意，他就说你细细观察吧。过两个月他又来了，明显那个神情，跟他对谈时候的眼睛已经不像了，我就意识到是不是（精神）这方面的问题，我就劝他说你要不要出去玩一下。他真的去走一圈。回来好多了，但是下一个学期的时候退学了，还没完全解决问题。
我区区一个老师，落在我名下的学生，还有一些我没有讲的，就遇到过这么多，可见在现代社会（精神问题）日益成为问题。
李兰妮
了解精神疾病相关的常识，是家长的必修课
李兰妮：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得精神疾病。这不是我们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写完《旷野无人》不久，我曾经在报纸上看过几个数据，当时半信半疑。世卫组织说“全世界平均每10个人里面有1个抑郁患者”。伦敦和纽约有一个比例分别是32%和34%，印度新德里是19%，非常高。我自己经常吃抑郁症的药，吃得很痛苦，我也会常常接到一些朋友的电话，他们好像很机密一样，比如他的亲戚，有什么什么现象，问我这是不是跟精神疾患有关系，或者是不是抑郁症。那时候要不断答复他们。我把当时翻译过来的有关书籍都看了，慢慢地我发现这不是一个年龄段的问题，每个年龄段都可能出问题。按国外的书，包括医生的说法，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遇到抑郁状态，你或早或晚都会掉进抑郁状态之中，如果有这方面的常识，早期的时候就知道要预防，要怎么样找专业医生看，怎么样调整，或者怎么样康复，你很可能不会落进“抑郁症”，而是“抑郁状态”，你可能三个月或者半年走出来，以后会不断提醒自己要预防。
就像林岗老师说的，我看过一个数据，超过40%是有遗传，他的家族，不一定是直系的，我们如果到精神专科看病，初诊的时候至少有半个小时要问你家庭里父母这一支，是否有过自杀的，或者有过精神疾病的。我曾经听过我外婆那一支，哪个表舅怎么怎么样，我当时感觉八杆子都打不着，也有关吗？后来精神专科的医生告诉我说都有关系，因为这个家族就像一棵大树，它的伤痕可能有点类似集体无意识，它慢慢沉淀在里面，你走着走着，某个事件把它激发起来。
第二个原因，像林岗老师说的，它有一个社会支持系统的崩溃。现在漂在城市里或者漂在海外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周边缺乏社会支持系统，甚至你父母根本不懂得在你要求怎么样帮助你的时候，你在这个楼边上就要掉下去了，他不懂救，没想到一冲动跑过来把你碰下去了，于是在社会支持系统慢慢消解的情况下，你的抑郁几率又会增大。
还有一个是人们对生活的要求。我遇到许多海外的华人，未必是留学生，他们都会说在海外比在国内更容易抑郁，更容易有精神障碍方面的疾病发生。可能你把目标定得过于高。比如我到海外留学，我希望进“常青藤”大学,牛津、剑桥，如果不进去就觉得没有完成整个家族对我的期望。我如果进了那里，找工作至少要世界五百强吧，五百强里我至少要做一个有话语权的岗位吧。其实你这种对知识的积累，对许许多多科技研发方面的积累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不可能立竿见影苦读两年就能够达成目标的。能够出去的人或者上重点大学的人都比较出众，但是他很可能到了北大、到了清华，或者到了国外的时候，他发现很多方面比别人差，于是就会很焦虑，焦虑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也没有降低对自己的要求，于是就会得这个病。
我认识一个做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研的学科带头人，他们的团队作了一个全国范围的流调，年完成的，但是到年才发布这个数据。我们国家各种精神疾患的患病人数有2.4亿人。重症的人数，很久没有更新过材料了，十年前就说是万，十年以后都没有更新。包括儿童，我写《旷野无人》的时候，年，那时候就说儿童患者有万，后来我发现有将近二十年没有更新这个数据。
近年世界上精神病学取得了飞跃式发展，我们的医学进步了，有一些中度或者轻症的患者也能住进开放式病房。医院北医六院，一个月之内给你调药，调得差不多，你就可以回归社会。越是重症的，时间耽误得越久，医院听说有四十年都出不来的，还有二十年的，往往治疗得越晚，患者康复所需要的时间越长。
我写这本书有一个希望，我希望孩子们像学习防火知识、学习地震知识、学习过马路知识一样，都懂这些精神疾病方面的常识，尤其当父母的，如果连这些都不懂，你给孩子报这个班、那个班，希望孩子成才，但是连最基本的东西——孩子的精神安全都不懂，那你不可能是一个好父母，你给他留金山银山，他没有健康的身心来享受，就无法在世界上好好地活下去，你当父母就不合格。就像世卫组织说的，没有精神健康就没有健康。我们无论是当学生的，还是当家长的，必须把这一课补上，如果不补上这一课，那就会在你的一生中留下很多遗憾。
李兰妮（左）与林岗（右）在南国书香节
文明与人性的对峙
林岗：我们知道西方最早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了解和弗洛伊德这个名字连在一起，他发展了一门学科叫做精神分析。但我发现好多学生漏掉他对文科学生最重要的书，《文明及其不满》。他把自己毕生精神分析上的心得、所得用在分析人类社会上，这个书很薄很薄，很容易看，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就是文明是在压抑人性基础上才建立起来的，如果我们的社会不压抑人性，那就建立不起来文明社会。你想要文明，必须压抑人性。他建立了文明与个人精神压抑的相互关联。
他本来只想给人治病，但看到很多人像李兰妮老师所描绘的和她经历的种种问题之后，他分析这其中的前因后果。他认为人存在一个深不可测的潜意识世界，它被文明和社会强制压抑了，精神病症是潜意识世界对文明的反抗和表征。
弗洛伊德认为文明是建立在对人性压抑基础上的，他认为这是一个永恒的搏斗，而且文明也要为这一点付出代价。所谓文明不就是追求美好吗？我们能够种地、读书、上学、使用电子产品、享受美食等等，我们的生活会更好，但是你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个人要付出压抑你个性和欲望的代价。即使你不满，也得顺从作为文明体现的社会规则。很显然，人生活在社会里并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在弗洛伊德看来，文明与潜意识或者说和个人欲望的对峙并没有一劳永逸的最终解。不过我认为作为人类社会的整体没有最终解，并不等于对每个人来说没有解。即使没有最终解，个人解还是存在的。这或许是我们还可以乐观的理由。
面对精神疾患，我们能怎么办？
李兰妮：有时候很难忘记，所谓的忘记是把它使劲压到心底里。我曾经做噩梦的时候，按照医生的说法（去控制），我平时自控能力非常强，我就不让自己去想它，但是你越压制它，它的力量越强，最后在睡眠的时候，在潜意识中，通过梦走出来了，于是就有很多创伤、死亡，很多恐怖的梦。医院见过一个女孩子，就是《野地灵光》里写的辛迪。她家很有钱，两个保姆轮流陪她住院，也很漂亮。我一看她的手腕上有几道粗粗的割伤的伤疤，可能是频频割腕留下的。我慢慢地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