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这部中国古典美学文本充分体现了魏晋士人的风度与风流，其中的人物品藻则构成了魏晋士人生命情态和审美体验的主要基调。人所具有的精神生命孕育了博大的精神时空和深刻细腻的个人情感，并在人们身上得到体现，从而锻造出各具特色的时代风貌。由人的这种精神生命的运行所体现出来的美感，称之为精神生命之美。
魏晋时期，社会的动荡，政治的残酷，传统儒家政教和礼法制度的崩溃，由此带来了思想的空前解放。这使得“世说新语时代”的魏晋士人迷恋外在人体美的同时，对内在心灵的探寻与追求表现出丰富的精神生命之美。
一、谈吐之美
1.简约玄澹
在《世说新语》中，士人的日常谈吐往往呈现出一种简约玄澹的风格，他们力求在一种简约而又充满玄味的言辞中去展现对象的人格与人性之美，这在人物的品评鉴赏中体现得尤为显著。在日常人物品评中，魏晋士人的言语表达已经逐渐趋向于一种审美的意绪。在简约精炼的语言中一种活泼的“玄韵”则转而弥漫在其中。
其主要原因在于品藻中士人的语言对人物的家世、生平、时间和空间等背景因素进行了淡化或虚化，从而传达出简约传神的意味。而在语言构筑过程中，士人们常以写实为基础来传达对象之“神”，并以灵隽之言词描画形容出来，由此在从主观向客观舒展的同时获得情感的抒解。
魏晋士人谈吐“简约”风格的形成，跟当时的魏晋清谈本身有密切联系。清谈的显著特征之一便是“简”，所谓简即是尽量剔除与“神明”无关的言词材料部分，从而尽可能地突出“玄韵”的特点。
另外士人们日常谈吐语言中常出现频率较高的“简”、“约”等词，也体现了一种风格化的玄韵，集中体现了蕴藏于魏晋士人精神世界与内心深处的“情”与“性灵”。由此可见，魏晋士人这种谈吐风格超越了实用目的而走向了具有审美性质的陶情，展现了充满情趣的、富于玄学意味的名士生活风采。
此外，魏晋士人简约玄澹的风格也内含在其艺术追求中。如《兰亭序》、《丧乱帖》、《鸭头丸帖》等书法名作，字里行间黑白世界中让人们感到一种潇洒飘逸的气韵与淡淡玄味，使人的心灵享受到一种清新活泼的愉悦。可见，魏晋士人的书法已经成为其自由精神人格的最适当的艺术表现。
2.机智幽默
士人们的谈吐风格除了具有简约玄澹的特点外，机智幽默也是其言谈的一大特征。魏晋时期，人物品评的进一步审美化更使得士人在言语中展示自身的文才和机辩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如《世说新语》中讲到顾悦面对简文帝的询问，以蒲柳比喻自己资质低下，而以松柏来形容简文帝，寓意其身体健康良好，既为自己头发早白的事情作了解释，传递了自身作为臣下的谦虚，也间接地表达了对简文帝的颂扬。
因此我们不难想象，简文帝听了当然会高兴地表示认同。这样的比方可谓形象生动，饱含理趣，同时以自然物象作比更增添了文学的韵味，给人以丰富的联想。由此可见，机智的应对之语既能为自己解围，同时也为对方带来了足够的心理影响。
因为在魏晋士人看来幽默是机智的一种表现，《世说新语》中的《排调》一门就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士人们日常言语中的幽默态度和游戏精神，王戎夸赞自己的儿子王济，妻子居然说如果她跟小叔子王沦结婚，生下的儿子可能不止如此，可见钟氏的妩媚风趣。
由此可见，幽默风趣在魏晋士人这里往往作为一种语言游戏呈现出来，其常常通过夸张、曲折、反常等表现方式让人获得轻松愉快的享受，充满了智慧的美感。
二、个性之美
1.个性的崇尚
在《世说新语》中，人物的品藻也展现出魏晋士人鲜明的个性之美。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亲身经验，亲身体味，尊重个性的差异，追求个性的张扬，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具体行动有力打破了先秦以来儒家重德轻才，重群体轻个体的的传统束缚。
在《世说新语》人物品藻中，士人们极为崇尚个性，在他们这里，个性不再是仅仅在少数知识分子身上得到凸显和表现，而是成为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特征的群体性格，从而在伸张自我个性的过程中勇敢地创造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群体个性意识的时代。
魏晋士人对个性矛盾复杂的人物往往给予宽松的认可。他们不仅善于发现和称赏不同人物的独特个性，而且对同一人物的多重个性也能给予多方的、动态的观照，表现出对个体生存状态和人格状态的深切体恤和极大同情。
魏晋士人考察、品评人物并不局限于人格、个性中某一方面，而是注重对人物进行整体观照和全面把握，如当时的大名士王戎一方面很“雅”，另一方面却又滑稽地显得很“俗”，可谓“雅俗共赏”。
魏晋士人因为其独特的地位而普遍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审美自觉，然而现实生活和世俗人性也使他们不可避免的暴露出自身性格以及行为处事等方面的缺陷和弱点。
如当时的名士王戎本身即是“竹林七贤”之一，他极为擅长品评和识鉴各种各样的人物，有着较高的社会名声，但他同时也是一个贪吝好利的人。他在侄子结婚的时候只送了一件单衣，后面又要了回来。
通过以上描述可见，在《世说新语》人物品藻中，魏晋士人的形象是显得如此的鲜活真实，毫无虚伪做作之感，他们不仅崇尚个性，而且在此过程中充分认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他们总是怀着宽容之心给予被关照的对象以深切的理解和同情。
2.个性的张扬
魏晋士人不仅崇尚个性，也喜欢张扬个性，这主要体现在当时普遍流行的对个体生命的任性和放诞上，即任诞之风。作为魏晋时期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潮流，任诞之风的产生无疑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受玄学风气和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的影响，名士们大都追求一种方达不羁、越礼任性的生活方式。而酒和药便成为士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认为：“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可见药与酒成为士人张扬个性的重要象征，当时的很多名士药和酒兼用。
但是士人们顷心饮酒与服药，本质上并不是仅仅为了生理上的享受，而是为了缓解思想的矛盾和心灵的痛苦。由于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魏晋文人们大多具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大志雄心，然而当他们亲眼看到现实中太多卷入政治漩涡的人很少能自我保全时，便陷入深深地矛盾和巨大的痛苦之中。
于是开始形成想抛弃虚伪的名教却又有所留念，想纯任自然则又无法完全达到的独特现象，在这种矛盾的境况下，名士们便通过药与酒的方式来麻醉自身，渴望逃避灾祸的同时获得片刻的精神痛苦的解脱。
3.个性的深情
魏晋士人在崇尚个性。张扬个性的同时，还往往体现出个性的“深情”。对情感的重视表现在他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内心深处普遍怀有一种深切的关爱、体恤和悲悯之情。
王戎的儿子年幼早逝，王戎对此悲伤不已，好朋友山简劝慰他说：“孩子不过是怀抱中的东西，何必悲痛到这个样子呢？”王戎说：“圣人忘怀于情，下愚之人则不懂得感情，对感情最为执着的正是我们这些人啊。”王戎的这番情感宣言可说奏响了魏晋时代的最强音。
在他看来，圣人所要求的“忘情”之人并非真正的人，而那些不懂得感情的下愚之人更不是真正的人，只有像他们这样看重感情、执着于感情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可见，对“人”的观念的突破与对情的深刻体认正是魏晋时期士人精神觉醒的重要特征。
三、总结
因此讲究个性的崇尚、张扬与一往深情，充分展现了魏晋士人的个性之美。对他们而言，根据自我情感的需要而进行的自我抒发与在精神的世界中追求一种充满诗性的逍遥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融通的。
故而，他们才能在各种生活场景中敢于突破“发乎情止乎礼仪”的陈旧规范，毫无顾忌地抒发自我的真性真情。不论是对世事的感怀，友谊的珍重，还是对山河变异的悲痛，他们都是任情而发无所掩饰，显示出不受外在束缚的自适与自得。
魏晋社会的动荡不安、政治斗争的残酷和屠戮盛行，使得是士人们在
感慨生命短暂、世事无常的同时，也在两汉礼教的长期重压下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情性欲求，以此期望超越尘世，达到个体生命自由的理想境界。
其次，由政治局面的变动导致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异化，也使得士人的心态也发生了一系列微妙变化，同时从某种程度而言，魏晋士人自我主体人格与自由精神的高扬，也体现了其对美的艺术化的人生的理想追求。
这种追求固然是由于特定时代环境而导致的人生理想价值失落的结果，或者说含有某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但恰恰成了士人富有生命气息的人格审美范式与审美精神，从而魏晋士人在人生理想的执著追求中所形成的人格审美范式与对自我社会价值的潜在探寻，深深影响了后世文学、美学观念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灭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