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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的书学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由早期的学书当从常法，到中年的崇尚古法。其“学书为乐”思想具体表现在：
意在将书法退出功利场，作为“人生一乐”。欧阳修在《笔说》中说：“有暇即学书，非以求艺之精，直胜劳心于他事尔。”他认为学书可以获得精神上的充实和快乐。《笔说》中云：“学书不能不劳，独不害性情耳，要得静中之乐者惟此耳。”有难得的修养，“不为外物移其好”。在欧阳修看来，是为个人精神世界服务的，因而把书法作为“人生一乐”就成为了其晚年“学书为乐”书法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
学书的目的在于“消日”与“自适”。欧阳修多次论述了“消日”“自适”等思想，在《笔说》中说：“夏日之长，饱食难过，不自知愧，但思所以寓心而销昼暑者。惟据案作字，殊不为劳。当其挥翰若飞，手不能止，虽惊雷疾霆，雨雹交下，有不暇顾也。”在《试笔》中云：“自少所喜事多矣，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厌者，书也。
法帖六时又说：“老年病目，不能读书，又艰于执笔。惟此与《集古录》可以把玩，而不欲屡阅者，留为归颍销日之乐也。”综上所叙述，在欧阳修的论说中，多次出现了“自适”“消日”“性情”等词，秉承超功利的艺术心态，使得作者的心情大为放松。
受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的影响。公元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得政权，从此建立宋朝，逐步统一全国。
醉翁精神，乐观旷达，积极开朗，是欧阳修在身处困境时，自己的人生境界，是对醉翁精神的升华，他在留心生活，雅玩身边美好事物中获得了“无为之乐”。寄情山水，在自然的审美中促使人格的升华，逐渐形成了安贫乐道的谪居心态。欧阳修把追求“乐心”(与世俗之乐有本质区别)作为生活中的最高追求。对待书法上，正是由于个人独特的性情，欧阳修没有将书法看作是人生的重要事业，而是将书法看作是文人之雅事和余事。
在《唐僧怀素法帖》中说：“右怀素，唐僧，字藏真，特以草书擅名当时，尤见珍于当世，予尝谓法帖者，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后人乃弃百事，以学书为事业，至终老而穷年，疲弊精神而不以为苦者。
思想与宋代书法“尚意”思潮有着重要联系，这一思想不仅强调了书法学习的方法，更突显了学习书法应追求的艺术境界。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得意忘形”，二是“不计工拙”。“绝不相类”是指学习临摹别人书法和别人保持字形上的不同；“得其意”是说虽字形不同，但在临摹中把握住原作的内在精神，这是学书时应把握的最本质的东西。
欧阳修在《试笔》中说：“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者好者，又特稀也。”又说：“夏日之长，饱食难过，不自知愧。但思所以寓心而销昼暑者，惟据案作字，殊不为劳。首先是因为学书有一种其他艺术所未有的文化情境与氛围，所谓明窗净几，在这重浓厚的文化氛围中，他可以于静坐中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加以反思与观照，也可以发思古之幽情，在对古人的法帖的玩味中探索艺术的真谛，享受艺术审美和创造的快感。正如欧阳修在《杂法帖之四》中所说的那样，“吾有《集古录》一千卷，晚又得此法帖，归老之计足矣，寓心于此，其乐何涯”。
可见，与其说他喜欢学书，不如说他更重视与书法为伴，玩味其中所蕴藏的文化价值，展示自己高雅的精神品格，以确定自己艺术化生存与诗意地栖居的文人身份与地位。对于鼓动宋代文人士大夫学书、论书、参与书法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欧阳修在《试笔》中说：“每书字，尝自嫌其不佳，而见者或称其可取，尝有初不自喜，隔数日视之，颇若有可爱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销日，何用较其工拙，而区区于此，遂成一役之劳，岂非人心蔽于好胜耶！”
“自此以后，只日学草书，说：“有暇即学书，非以求艺之精，直胜劳心与他事尔。以此知不寓心于物者，真所谓至人也。寓于有益者，君子也；寓于伐性汩情而为害者，愚惑之人也。学书不能不劳，独不害情性也耳。”
心与技巧法度的关系中，坚持人对书、心对法度技巧的绝对统摄与超越，人与心是超功利的，无限自由的，不为书缚，也不为法困，笔随心运，使书写过程保持和体现心灵的自由与愉悦，不知身之为劳也；乐其心，不知物之为乐也”的境界，才能实现“直胜劳心于他事尔”的快乐。反之，过于注重书法技巧法度的工与拙，那么就是在人与书、心与技巧法度的关系上，要以人从书，以心依法，失去了书写过程的愉悦。然而艺无止境，为了不断提高书法学书心态，概括为寓心于物与留心于物。欧阳修揭示了书法创作有意和无意之心态，隐含着对文人书法与匠人书法的理论区分，也显示了加强书法家文化素养的用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