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汉室衰颓，无力控制整个国家，导致国土分裂，朝政被曹操掌握。手握大权的曹操在政治上大刀阔斧地改革，文学上也不遗余力地引领着整个时代前进的步伐。由于汉献帝的年号是“建安”，所以那个时代的很多称呼，都以“建安”为前缀。
建安文学和建安文人的称呼，就是由此得来的。建安文学被称为中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建安文人在历史上也有“建安风骨”的美誉。虽然对于曹操此人的人物评价褒贬不一，但他对建安文学的贡献却是大家公认的。
在战乱频发、儒学衰落的背景下由曹操父子引领的建安文学出现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将汉献帝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利用他控制了整个北方。有很多支持所谓“正统”思想的历史学家和当时的文人们，都对曹操的这种做法嗤之以鼻，认为曹操此举是大逆不道的做法。
不过对于百姓而言，曹操确实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和谐稳定的后方，让北方人民从混战的困境中解脱了出来，甚至能够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拥有一个平稳的生活。或许，曹操执政多年却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发生，和这一点脱不开关系。
人民生活安稳，没有繁重的苛捐杂税压力，自然不会有反抗之心。体现到文学上，建安文学能够发展起来，也和曹操创造的这个稳定的后方休戚相关。
文学创作是一个十分需要环境和支持的活动，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平稳的大环境，即便有个别文人能够突破物质上的枷锁创作出好的作品，也没有稳定的传播途径和空间。
汉室的衰落也为建安文学的蓬勃发展让开了一条路。作为当时“正统”的代表，汉室的言行举止对全国人民都有很大的影响力，而此前汉室一直在推崇的，正是传统的儒学思想。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干涉下，除儒学外的其他文学思想一直都处在被压制的地位。
随着汉室及其影响力的衰落，民众对儒学的信仰逐渐减弱，汉室也无力继续大力推崇儒学。儒学的衰弱，给了其他文学，尤其是建安文学极大的发展空间。
原本属于儒学的舆论和思想空间空了出来，此时刚好处在发展黄金时期的建安文学乘势而上，迅速占领了文学高地。不难看出，儒学衰落这个背景，对建安文学的发展和进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曹操本人对建安文学的推动，更是锦上添花。众所周知，汉献帝时期，真正掌握政权的，是曹操而非汉献帝，作为已知当时整个历史进程的后人，我们完全可以将曹操理解为当时北方实际上的统治者。实际上的统治者亲自参与建设建安文学，对建安文学发展的鼓励作用极大。
和后世评价有些相似的是，那个年代北方民众对曹操的评价，是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的。但不同的是，那个年代对曹操评价的不同，主要是不同群体的评价不同，而非如今天这般，没有规律可言。
汉末时期，对曹操评价极差的人，大多是汉室旧臣或对汉室忠诚过度的文人们；对曹操评价极好的人，大多是普通民众。这二者都不难理解，尤其是普通民众们，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大家自然就更喜欢谁。
建安文学中建安文人身上独有的建安风骨和邺下文人集团的活动
普通民众对曹操的热爱给建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文学作品想要流传下来，最重要的从来都不是当时文人们的评价，而是民众中的传唱度。只有传唱度够高的作品，才能真正流芳百世。
当然，建安文学能够兴盛发展，不止是背景加持，各种优势助攻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建安文人们自身的优秀。在建安文人的身上，出现了一种被当时和后世广为赞赏的“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和其他时代的文人身上的特质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是诗文中俊爽刚健的一种风格。传统思维中的文人，气质大多是阴郁或多愁善感，是偏负面情绪化的，而建安文人不同。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建安风骨”，是正向的，是积极的。
“建安风骨”的形成，和很多因素有关。首先就是曹操父子在其中的影响，作为建安文学的领袖人物，曹操本人对建安文学的影响一定是极大的。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历史人物，显然不是李煜那般整日饮酒消愁的性子，他创作的作品，也大都是壮志凌云的。
其次，“建安风骨”所处的时代背景，注定了它不可能是一种柔软的风格。汉末和三国时期，很少有纯粹的文人，大多数文人，都和政治关联很大。
想要在那样一个背景条件下，在政治上有所成就，必然要有冲劲和闯劲，拥有这种特质的文人，又怎么可能会创作出只知悲春伤秋的作品呢？这些人所形成的“建安风骨”，也不可能属于那种弱柳扶风的风格。
建安文学中，最引人注目，也是最重要的文人活动，基本集中在邺下文人集团中。
邺下文人集团，是以曹操父子为核心聚集的大量名流学士。邺下这个地方，是汉献帝时期，曹操的大本营，对于追随他的人而言，邺下就是权力的中心。能够在邺下拥有一席之地，也是这些追随者的最高目标。
邺下文人集团中，最出名的当属建安七子。这七个人，又被称为“邺下七子”，邺下这个地点对于建安文学和曹氏权力的代表性，可见一斑。
建安七子之中，还有一个例外：孔融。孔融以外的六子，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是真心追随曹操并且对其提出的想法和政策大力支持的。而孔融虽然追随曹操，却经常和曹操意见相左，甚至对曹操出言不逊，公然反对曹操的意见。
多次触怒曹操后，孔融被曹操诛杀，但人们依旧将他视作建安七子之一，因为孔融只是在政见上和曹操不和，文学上却还是追随着曹操的。
建安文人多喜欢将日常生活融入到作品之中反映现实和抒发情感
邺下文人集团的活动，基本可以代表建安文人的文学活动，他们的文学观念，也是极具代表性的。这些文人在创作诗歌时，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将日常生活融入到作品之中。
不少建安文学的作品，都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即兴之感。比如曹操十分著名的《短歌行》（节选）：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简单的这几句诗歌，其实都是日常化的内容，很可能只是酒后随口即兴而作。这种随性的感觉，在建安文学的作品中随处可见，甚至有人将建安文学的这种日常性质，和印度如今的歌曲日常化相对比，认为当时的建安文学很可能和印度如今的歌曲创作方式十分相似。
日常化带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建安文学的作品通常都是反映现实的，从这些作品中，甚至能看到当时的很多真实场景。再加上建安文学时期，描写大都十分直白且写实，简直就是现实的写照。
不少历史学家，经常从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建安文学的这种写实风格，给历史学家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某种意义上讲，建安文学对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贡献十分重要。
文学作品，特别是建安文人这种和政治高度相关的文人创作出的文学作品，不可能只有单纯的描写。尤其是像诗歌这种形式，不同于绘画等艺术形式，文字之中难免会带有个人情绪。
建安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文人们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且这种对感情的描写，大多并不隐晦。
不少建安文人，在投奔曹操之前都是人生境遇不佳的“失败者”，他们是通过投奔曹操才走上人生巅峰的。成为建安文人后，这些人常常会以自己的人生境遇为题材进行创作，创作出的作品个人情感倾向更加强烈。当然，曹操本人也经常运用这样的创作方式。
曹操的《观沧海》（节选）：“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就是曹操将自己的人生际遇隐喻在景色之中，通过这种方式抒发自己的雄心壮志。
建安文学这种将日常生活映射到文学作品中的方式，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影响也很大，后来的文人士子们每到人生境遇不佳时，就将自己的情感投到诗歌之中，大抵也是源于此。
建安文人的文学活动大多集中围绕在邺下，他们的文学观念也和多愁善感或“为赋新词强说愁”大不相同，这是那个时代赋予它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