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氏父子的文学创作主要体现在诗歌上，其文学革新观念也就主要体现在诗歌革新上。曹氏父子文学革新不仅体现在诗歌内容上，也体现在诗体的创新上。根据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与逯钦立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这两部诗歌总集载，曹操与曹丕共计创作乐府诗共五十一首，其中曹操计二十一题二十七首，曹丕计一十九题二十四首。
如果再加上曹植创作的三十三题三十八首，则三曹创作的乐府诗有八十九首。所以，由于曹氏父子以家族式集体创作乐府诗，而且又是中国皇室创作乐府诗存世最早的诗歌，故被称为“中国乐府史上的第一座丰碑”。
一、曹操的文学革新与“慷慨苍凉”
曹操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存在，他有着不同凡响的事功观念，并且南征北战，戎马一生，最终建立了不朽的功业，是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同时，他雅好辞章，擅长音乐，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属于开一代诗风的杰出人物。其诗存世不多，仅二十多首，但绝大多数都是名篇。
从《乐府诗集》的编纂体例考察，郭茂倩侧重于音律，重视凭借歌乐来分类，这就包括郊庙、横吹、相和、清商、燕射、鼓吹等十二大类。郭茂倩有意将曹操的乐府诗编入相和、鼓吹、杂曲这三个类别中。曹操的乐府诗有气出、《精列》、《度关山》、《薤露》、《蒿里》、《对酒》、《陌上桑》、《短歌》、《秋胡》、《苦寒》、《善哉》、《步出夏门》、《却东西门》等十三题二十一首；逮钦立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的《魏诗》部，载有曹操诗一卷，分为乐府和诗两部分。如果除掉与郭茂倩所选相同之部分，那么曹操有《善哉》、《董逃歌辞》、《谣俗辞》、《有南篇》、《饮马长城窟》六首，其中《善哉行》、《有南篇》、《饮马长城窟》皆为残句。
曹操文学革新首先体现在诗体的革新上。诗体属于诗歌美学的范畴，在诗歌史研究中占据着很大地位，而诗歌的创作者们对诗体的把握并不一定十分准确。王夫之说：“古诗无定体，似可任笔为之，不知自有天然不可越之榘矱。”曹操爱好音乐，尤其是古乐，故其存世的诗歌全部是乐府诗，据中华书局本《曹操集》及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曹操创作的不同诗体有四言诗、五言诗、杂言诗等三种。
曹操创作的诗歌虽然深受乐府诗影响，但他能做到推陈出新，堪称“能改造文章的祖师”，这与他爱好音乐有关，更与他的治国观念有关。曹操借鉴乐府旧题，但不受其拘束，大胆革新，表现了一定的创新精神。故《魏志·武帝纪》说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比如《薤露行》一题，原本是一首挽歌，曹操拿来进行了一番改造，借用此旧题来写现实生活，抒发伤时悼世的感情。再如《蒿里行》一题，原本是杂言，写离乱生活，曹操却拿来运用五言诗进行创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成功。
无庸讳言，四言诗这种诗体形式的鼎盛时期是在西周，集中表现在《诗经》中。当然《诗经》中也有不少杂言诗，但主要是四言诗。因汉武帝“独尊儒术、抑黜百家”，儒家文化一家独大。而《诗经》又是儒家经典，故而四言诗成为了当时的诗歌主要创作形式。
挚虞《文章经别论》即有文云：“古诗率以四言为体，五言于俳谐倡乐多用之……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是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但是，因为战乱，两汉创作的四言诗并未结集，形成像《诗经》这样的诗歌总集，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而曹操的四言诗出现，可以说弥补了这一缺憾，给四言诗的创作注入了活力，让处于低谷的四言诗再次出现了高潮。正如前人评曰：“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
纵观曹操的四言、五言乐府诗创作，整体的美学特征表现为慷慨苍凉、遒劲有力，充满一种阳刚之气，有类于孟子的“浩然之气”充塞天地之间。因为以诗言史，以诗言事，致使诗歌蕴有治世的观念，这可以说是曹氏父子乐府题材诗歌的一个特点，也可说是他们对诗歌的一种审美风尚。
汉魏之际，“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战争和动乱始终是社会发展的主线，故此如何终止战争与平息动乱就成了人们思考颇多的命题。战争的残酷让生命脆弱，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却要面对死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儒家正统思想体系迎来崩溃，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普遍质疑。所以，作为要致太平的曹操必须直面灾难和死亡这一冰冷的社会现实。
曹操的五言诗也占其诗歌创作的三分之一，在五言诗的发展道路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内容上，由于这些诗大多是缘事而作，有感于时，因此具备“史”的特质，表现了他对魏晋初期社会变迁的感慨和混一宇内的伟大抱负。如《蒿里行》是纪关东义军讨伐董卓的实录，真实地记述了联军失败的缘由，并描绘了战争下的人民生活图景，将“史家实录”和“诗人之性情”合一，萃于一篇。
曹操的一生中遇到很多悲剧与艰辛，但作为政治家他并没有因此退缩，当他以诗人的视角敏锐观察这个世界之际，他发现人生是短暂的，在短暂的人生，更应当有历史的责任与担当，凭借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现状、让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幸福。
这样就可以说，曹操的乐府诗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典型，是有极强的现世意识的。我们在他《蒿里行》一诗中，就可以窥其端倪。此诗创作的背景是初平元年，关东义军联合讨伐董卓之事。
诗歌写出了关东义军失败的原因与当时社会的情形，但远远不够，曹操最重要的意思是在诗末的六句中，体现了曹操对战争所持的态度以及救民于水火的胸襟和抱负。是以此诗为人称为“汉末实录”。
一直以来，曹操都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如其《短歌行》有句云：“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首诗中，曹操以周公爱贤重才勉励自己，表达其求贤若渴之心，要达到安定天下，消弭战争。
而《苦寒行》一诗则描述东征乌桓之情况，曹操以周公自比，表现出必胜的信心，并且以战士的心理极写征途的艰难和思念家乡的细腻感情。《却东西门行》也是通篇写行军作战艰苦。而《薤露行》则详细记录了汉末的几件政治大事，即政府的腐败无能、大臣谋事之不慎不密和献帝被逼西迁等。
曹操的这些五言诗，由于均为借鉴乐府旧题，故而包含一种民歌般质朴的美学特色，又有着“慷慨悲凉”的对国家命运和人生前途担忧的美学风格与诉求。
当然，最能够表达出对命运的思考，对失败的总结，还当属曹操的那首《短歌行》。据考证，是诗创作于赤壁大战之后。这一战役使他统一全国的理想和志向遭遇巨大挫折，不禁想到人生的短暂，而壮志更难于实现，于是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人生感慨。不过，从中丝毫不会让人感到他的消极与失望，而是要趁着有限的时间去完成人生的理想与抱负。
在诗人看来，实现统一华夏的伟大使命，必须要建立一支富有智慧的贤能之士，必须壮大自己的人才队伍。“民心为立国之本，人才为兴邦之本，策略为成败之本。”于是诗人发出了求贤的号召，贤德之士，聚集于此，曹操以政治家的口吻相期许，此枝可栖，此地可用：“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此诗一直以来受到诗家好评，如南宋诗人敖陶孙评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而清代著名评论家沈德潜则谓其“沉雄俊爽，时露霸气”。敖氏和沈氏二人之评，异曲同工，均指出了曹操诗歌的美学诉求，即带有魏晋气象的风度，表现为浩然之气、王者之气。
二、曹丕的文学革新与“便娟婉约”
曹丕，即魏文帝，是中国历史上首位留下大量优秀文学作品的皇帝。郭茂倩将曹丕创作的乐府诗编入相和、鼓吹、杂曲三类中，共计有四十四首之多。
在这四十四首诗歌中，乐府诗占二十四首，与曹操共题的乐府诗有《秋胡》、《陌上桑》、《善哉》、《董逃行》、《短歌》等，这也显示出曹丕的乐府诗创作有典型的家族化特征，如果算上曹植创作的七十九首乐府诗，则更说明了创作的家族化特征。
曹丕和曹操的乐府诗大多是在汉乐府诗的基础上的进行的创作，所以，他们多借用乐府古题来书写作社会，比如《蒿里》、《薤露》本来是挽歌，曹操却借来描写社会的现实。又比如，《陌上桑》原本是写罗敷女的，曹操却用来书写成求仙的，“驾虹蜺，乘赤云。登彼九疑历玉门。济天汉，至昆仑，见西王母。”而曹丕则用此题来写行军和作战，“弃故乡，离室宅。远从军旅万里客。披荆棘棘，求阡陌，侧足独窘步。”
《秋胡行》古题是写秋胡戏妻的故事，曹操拿来抒发功业有成需要历经磨难坎坷的感慨，“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去去不可追，长怅相牵攀。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曹丕更是拿来抒发自己渴求贤才的心愿，“尧任舜禹，当复何为？百兽率舞，凤凰来仪。得人则安，失人则危。唯贤知贤，人不易知。歌以咏言，诚不易移。……”诸如此类。
曹操和曹丕的乐府诗虽然继承了汉乐府的传统，语言古朴率真，内容大多是对社会现实的写照，具有很深的社会意思与现实关怀。但它已经不再是以汉乐府那种拟作、代写的口吻出现，有了很大的超越。这些都说明曹氏父子的创作已经从模仿学习阶段走出来，彰显其具有自由创新的意识。所以，胡应麟言道：“汉人乐府本色尚存。”
不可否认，曹操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但他一生绝大多数的时间是在政治与军事领域，没有太多的时间投入到文学的创作。而曹丕与曹植则不然，他们有时间和精力专心进行文学创作。
曹丕是邺下文人的核心。在《与吴质书》中，他深情地回忆起邺下文人活动的盛况，“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这段话中，展现了当时文学活动的场景，有可玩的，有可饮的，有可弹的，有可赋的，有可比的，总之是快乐的，也说明曹丕在当时的文坛地位。
就曹操和曹丕集中创作大量的乐府诗而言，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自然是不可低估的。不过，以王粲为代表的建安七子，却鲜有创作乐府诗。王粲、陈琳、阮瑀，他们三人只创作的乐府诗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据考证，除了王粲有几首外，其他均为冒名混入。
总结
曹丕虽然没有其父的戎马生涯、南征北战，但是在他登基为帝后，却对战争和社会有着深刻的反思，而且并不逊于曹操。对战争反思最能打动人心的当属于曹丕所创作七言诗《燕歌行》。这首《燕歌行》并没有从正面去描写战争的残酷，而是将其观察的视角投向后方的家人，通过对家中妻子对从军丈夫的苦苦思念来反思战争对社会家庭的破坏。整首诗其如泣如诉，读起来让人心让人心颤。
与曹操一样，曹丕也把战争题材纳入到乐府诗中来，但风格与曹操的“慷慨悲凉”显然不同，更多了一些文士气。故而，清人沈德潜言道：“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曹丕这首描写战争的七言诗，以其高超的艺术性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对后世影响极大。所以，誉为天下第一七言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