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陶武先
苏轼是备受国人推崇的历史名人。千百年来，一提到他，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其难望项背的文学成就和独步天下的文豪风范。但事实上，苏轼是一个鲜活的、立体的人，不仅在文学上，在诸多领域皆卓有建树；不仅以其博学之识影响世人，也处处展现其强大的人格力量；不仅有其“伟大豪壮”的一面，也有其“平凡普通”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儒家喜其忠，道家喜其旷，佛家喜其空，文人喜其雅，平民喜其义。可以说，苏轼是中国历史上“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之人，是泱泱中华最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一个典型符号。其精神财富，是一坛历久弥香的“窖酒”、一座取之不竭的宝库，有着跨越时空的恒远活力和无尽张力。
▲元赵孟《苏东坡小像》
一、文坛艺苑中的巨匠
苏轼会通百家，冠绝千古，在众多领域上堪称大家、誉为大师。其文学成就辉煌壮观，其哲思成果独树一帜，其艺术建树卓尔不群，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通才、全才、天才型巨匠。后世对苏轼有“坡仙”、“诗神”、“词圣”的美誉。
文坛巨星。“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作为我国文学史上一颗光芒四射的巨星，苏轼的道德文章，冠冕天下。在人生舞台上，他虽时而在朝，时而外任；时而身居高位，时而被贬流放，但终其一生，从没离开过文学，政治上失意的时候恰是他创作旺盛、成果丰瞻的时期。正所谓“秀句出寒饿，身穷诗乃亨”，“生活不幸文章幸”。苏轼一生留下多首诗歌，余首词和体裁多样、卷帙浩繁的散文著作。苏诗“才思横溢，触处生春”，想像奇绝，清新豪健，在艺术表现上独具一格，在宋代诗人中首屈一指。他的诗确立了“以议论为诗”的宋诗新体，推动宋诗以精警雄奇、内容宏富、哲辩纵横、旷达俊逸的特征，与唐诗的意象比兴、情景交融、色彩绚丽、含蓄蕴籍的特色，形成双峰并峙、各呈其美的态势。人们把他与李白、杜甫、韩愈并举，誉称“李、杜、韩、苏”。苏词气势磅礴，酣放畅流，“以诗入词”，将广阔的社会生活纳入词的表达领域，极大突破了过往词以描写温情婉约为主的局限，一扫唐五代柔靡气息，开创豪放一派。苏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其内容广度、表现深度皆超越前人。苏轼以前，词属艳科，其伲侬小唱，多为文坛不屑，难登大雅之堂；自苏轼始，“词”便逐步上升到与“诗”并行的地位。被誉为豪放词开宗立派之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成为“千古绝唱”。苏文个性鲜明、汪洋恣肆，随物赋形、自然天成，既有哲思郁郁、短小精干者，也有洋洋洒洒、纵横捭阖者，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并驾齐驱，是公认的北宋文坛领袖人物。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有“苏文擅天下”之誉，并同为“唐宋八大家”。其代表作“前后赤壁赋”流芳千古。苏轼之“诗”、“词”、“文”，“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
▲明张路《苏轼回翰林院图》
思想大家。苏轼深受儒、释、道影响，又精研法老名墨、纵横阴阳乃至三教九流等各种思想，融会贯通，博采众长，成为“千家说尽何需我，别具胆识向洪荒”的思想开拓者。苏轼的思想还散见于其大量的“策论”、奏札中，涉及天道人性、治国理政、人生哲思、艺术美学等诸多领域。其“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的“道之大全”，即《东坡易传》、《书传》、《论语说》。“三传”集中了苏轼融汇但又突破儒、释、道的独特思想的精华，正如他本人所言，“一生得意处，在于三传”。尤值一提的是，其中的“人性观”、“民本观”、“义利观”等思想，有着跨越时空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如何认识和对待“人性”，是中国哲学不同流派都倾力探讨的重大问题。苏轼秉承又超越庄子的自然人性论，创造性提出情本人性论。他认为，情出于性，情性合一，人的自然欲望即人性，人性即合理。人性是人的本性的自然显现，是饥寒之需和男女之欢，圣人和小人所共有，生而有之，不可改变；应当高度尊重自然之理，包括尊重人自身的自然之理，建立更多的符合应然状态的自然功业。他开创性地辨析了人的本真性与人的社会性的区别。认为具体的人表现出的善恶，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并变化着的，不是性本身。正统儒家所说的性的“善”、“恶”，实际上是人在具体的历史阶段和历史环境中所产生的社会性，符合社会集体公利的是善，而只符合一己之私利的就是恶。但这种社会性对人并不具有普遍性和长久性，只有那些无时无处不在，随遇而发而又来自生命深处的喜怒哀乐等情感才是人性。苏轼之人性论，具有较强的弹性、张力和辨析、引导功能。如何认识和对待“民众”，是中国历代为政者高度重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苏轼的“民本”思想，继承前人关于民本的思想精华，又有独到见解。他主张尊民，明确提出“民者，天下之本”的治国理念，要以民心之所向作为判断善恶正邪的标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治政伦理中，他石破天惊地提出天下不是君主的，君主只不过是替人民治理罢了：“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他主张爱民，国家要减少不必要的战争、轻刑、不违背农时、不与民争利，要“节用廉取”，减少“冗兵”、“冗费”，减轻或废除各种名目的征敛和税收，否则就是暴政，害民误国。要让百姓有表达自己意愿和充分选择的自由，国家的治理也只是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尽可能地满足人民的各种需要。他主张富民，认为应先富民、后强国，推崇孔子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思想，民富则国家自然会富，国家财富皆来源于民，并提出“安万民”、“厚货财”、“省费用”等具体的富民方略。纵观苏轼的一生，其以民为本的仁政爱民思想在宋代独树一帜，在其一生的政治实践中彰显出蓬勃的创造活力。如何认识和对待“义、利”，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义利之辩往往能标识一种哲学思想，而儒家义利观多呈重义轻利之倾向。在儒家的社会伦理中，“义”是一种行为准则，也是一种检验标准，反映内在修养，表现外在约束。人的行为一旦与“义”相左，别无选择地要让位为“义”，否则就要背负“寡义”的恶名。而苏轼却主张义利兼重。他重“义”但不讳言“利”，重视物质利益，认为物质财富关系到国之存亡。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保护和谋取百姓的利益，让人与物各得其所、各安其所。当然，他所言之利，非一己之私利，而是民众之公利，天下之公利，同时也是千万个体的生活需要和生存权力。苏轼义利兼重的思想，为中国哲学千百年来的“义利”之辨提供了崭新视角、作出了重要贡献。对苏轼学术思想持批判态度的朱熹在其《杂学辩》中，将苏氏《易传》列于首位，但谈及此时也不得不承认：“此言圣人体利贞之德也。苏氏说无病。”
▲宋苏轼《竹》立轴水墨纸本日本回流
艺苑宗师。在书法、绘画、音乐等众多的艺术领域，苏轼既以作品名世、也因立论成家，独领风骚、饶有卓见。在书法上：其融会百家之长，独辟蹊径，自成一体，形成丰腴跌宕、大度硕美、有天真之韵、得烂漫之趣的风格，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于当世广为推崇，至后代誉为“苏体”。米芾认为“苏轼画字”，其“《恒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为天下法书第一。”清包世臣说“坡老书多烂漫，时时敛锋以凝散缓之气，裹笔之尚，自此而盛”。在绘画上：苏轼认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鲜明提出“士人画”理念并付诸实践，影响深远。苏轼以枯木怪石警世，米芾曾论其独特性云：“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他擅长画竹并创出有名的“墨竹”，开创文人诗、书、画结合一代新风，是中国“文人画”之开先河者。其存世画迹《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世人争相传阅、一睹为快。在音乐上：苏轼也有独到之处。他一生与中国民间音乐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民间音乐滋养了他诗歌创作的灵感，在其许多作品中出现了对民间音乐活动的素描。豪放词风正是苏轼感到当时流行的词曲风格不足以表现其豪放性格的突破创新之举。在游览吴越地区的九仙山时，他记录下这一带传唱的儿歌，带回杭州仔细研究和整理，并加工创作，把“含思宛转，听之凄然”的《陌上花》改造成“清新质朴、流畅感人”的《陌上花》，使之得以更广泛流传。任定州太守时，他利用民间小曲创作了许多插秧歌舞，后发展成地方小戏——“定州秧歌”，至今尚在演唱。苏轼对一些传统民间歌曲的起源、产生背景等进行考证，写下了诠释《子夜歌》、《阿子歌》、《团扇歌》等辨析文章。这些，对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
此外，苏轼是美食家，川派名菜“东坡肘子”即为其研创；是工程师，尤其对兴水利成效显著；是博物学家、治军行家、教育名流、医界名士……不少桂冠均可戴在他的头上。纵观古往今来，实难觅出其右者。
▲苏轼擅画墨竹，北宋米芾谓：“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
二、人生征途中的强者
苏轼一生坎坷，境遇苍凉。官，越当越小，由朝中重臣到昌化军安置；人，越贬越远，从繁华京都至“天之尽头”。但不论何种情况，苏轼都能清净为心、奋厉当世，雄风赫赫，伟绩昭昭，展现了超乎寻常的强者形象。
在“变法”与“守成”的交争中不改初心。苏轼生活的北宋时期，政争纷扰。王安石领“新党”行“变法”之举，司马光率“旧党”持“守成”之见，双方力量此消彼长，几番拉锯。处于“新党”与“旧党”政争漩涡中的苏轼，坚守“道高于势”的原则，坚持“中和为贵”的主张。其核心指向是治政必须利于社禝稳、民富安，这是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也在他矢志不渝的实践中形成一种可贵的政治伦理。在其仕途生涯的几十年间，苏轼刚直无畏地痛骂弊政，责斥皇帝，抨击权豪，惩治贪酷，得罪了许多当朝执政及其追随者，但他却一生坚持时时以社稷为重，处处为百姓说话，绝不折节保身，更不同污求利。由于长期地方工作而“接地气”，与底层百姓有亲密的情感交流，从而自有“天涯万里意”：既对民间疾苦有深刻的感性认识，又能站在理论层面看待社会现实并提出解决问题的主张。“新党”力推新法，苏轼认为“求治太急”，且青苗法、条例司等有损民众利益，上书力陈其弊；“旧党”后来矫枉过正，苏轼又认为新法中的免役法、市易法、保甲法等利于民众，反对尽废新法，于是既不取悦于新党、也不见容于旧党。但不论形势如何变化，际遇如何坎坷，苏轼都从不贪得患失，而是“拣尽寒枝不肯栖”，节义固守，始终如一。不仅在治政主张上如此，在做人做事上苏轼也坚守自己的人生准则，一生坦荡磊落，即便穷困潦倒也不求媚于上、随波逐流，更不“随世俛仰，改其常度”。从苏轼的政治实践、伦理实践再到艺术实践，方方面面都展现出一个坚信自己对世事与人生的基本理解、言论和行为高度一致的强者人格。
▲宋苏东坡《寒食帖》
在“忠规”与“恤民”的兼顾中奋励淑世。忠规即谨行职责、恪尽职守，忠诚于社禝安定、民族兴盛之大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苏轼认为，作为士大夫知识分子，应当忠心为国，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在少年时代，他就“奋厉有当世志”。步入仕途后，始终没有放下奋进不息的淑世精神，哪怕“鬓微霜”也不改“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报国雄心。仕途通达时能在职而尽职尽责，仕途不顺时仍心系天下，居卑位而无怨悔，不计个人得失忠言进谏、力所能及地为国分忧。苏轼的“忠”得到广泛赞誉。苏辙就认为其兄“公临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随俗”。宋孝宗也称赞苏轼“忠言说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但究其本质，苏轼的“忠”，是公心为国的政治家胸怀，是履职尽责的职业操守，而不是对某一个人甚至不是对君主的盲从和愚顺。这在他仕途后期特别是贬谪岭南后表现尤为明显。他说，忠臣“事君之义，以报国为先”，对“至诚”“至仁”的君主，可以“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反之就不能“从死”，否则就是“事君以私”，失了大节。难能可贵的是，他兼顾忠规与恤民，认为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忠”者必须恤民，恤民自是持“忠”。因此，在其整个仕途生涯中，他能坚持做到尊民爱民，平等待民，勤政富民，固防安民。或直接上书为民鼓与呼，或“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以诗文反映民间疾苦；在地方为官时则因法便民，修水利、兴教育、办医堂……帮助老百姓大力发展生产、解决生活困难。凡能利民之举，皆倾全力去办。比如，在密州，为减轻蝗灾损失，带领人们用火烧或用泥埋，并且用米奖励捕蝗的人。在杭州，积极赈灾，上书朝廷免除民之债务，率领人民修复六井，疏浚西湖，于西湖南北修筑长堤。在扬州，上谢表说农民“丰凶皆病”而最怕丰年，“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请求减免税赋。在海南，作《劝农诗》殷切劝农种地脱贫……苏轼一生尊民而得民尊、爱民而受民爱，民众的拥戴，使他厚植了直面坎坷的裕足底气、拥有了笑对沉浮的坚强内力。
▲苏轼《致季常尺牍》，又名《一夜帖》，行书
在“顺途”与“逆境”的变换中韧而挺立。在苏轼几十年的仕途生涯中，有春风得意、“历典八州”的顺达之时，但更多的是宦海悴恶、“身行万里半天下”的逆违之境。顺逆之间，反差强烈。在出仕顺途，苏轼以过人才识而先后获宋仁宗和太皇太后高氏赏识，被委以重任，位列朝中重臣，可谓是“一朵红云捧玉皇”。但他能以平常之心淡然对之，既不内傲于心，也不外狂于世，只是心无旁骛，夙夜尽责，勤于任事而拙于谋身。而处逆境时，他数遭贬谪，流放蛮荒，以至“旧居无一席，逐客犹遭屏”。直面命运的残酷捉弄、生活的荣悴剧变，苏轼总能以旷达之心一笑置之、履险如夷，情托自然、心系事业，坚韧以对、卓然挺立。他平静地对待来自外界的各种压力：“入峡喜巉岩，出峡爱平旷。吾心淡无累，遇境即安畅”，进而从逆境中寻找快乐：“哺糟啜醴，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更将逆境视作人生历炼，拜为上天所赐，“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在夜渡琼州海峡而北赴廉州途中，苏轼乘舟漂泊于茫茫大海，但他却并未哀叹岭海七年流放之命运不公，而是庆幸人生能游历边远、得此奇遇：“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此种坚韧和旷达，天下几人可比？苏轼常感慨自己身为物役、身不由己，但又紧守内心的一方净土，不愿心为物役，并将这种坚毅和韧性伴随终生。在苏轼强大的内心世界面前，得失、祸福、贵贱、贤愚并无二样，外界的风云变幻、晴雨迭转乃至难以言状的恶劣环境，不足挂齿，其奈我何？即便是年岁流逝、青春不再，苏轼也从不伤感，而是以顽强的意志慨然唱响“谁言人生无再少？”、“休将白发唱黄鸡”的人生强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轼的所言所行，无不向世人展现出一种“人生所遇无不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强者气度。
▲宋苏东坡《归园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出世”与“入世”的冲突中超然自适。纵观苏轼一生，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较深。但他能融三者精髓而又有所突破超越，形成自己的观点，并由此构筑了独立、自由而强大的精神王国。鲜明体现他精神世界的，就是他既“出世”独得超脱，又“入世”因缘自适，进而直面坎坷、笑对人生的旷达自适境界。苏轼年少时有过出世之念，曾自诉“欲逃窜山林”，“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而“汲汲强奔走”。随着岁月流逝、阅历渐丰，他日益清醒地认识到，生命无常、飘忽难定，所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并发出“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的感叹。他曾“欲脱世网”，产生了“我欲乘风归去”的“出世”想法、“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的“归田”倾向。但苏轼从未真正“仕隐”。受其父苏洵的影响，他自小就有救时、济世的现实情怀，“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