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遇到特别的事情，平平常常地生活，看不出一个人的品德有多么高尚，只有在特殊时期，才能显示出一个人的品格的高下，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01人生起落看涵养
一个人在大起大落的时候，最能考验人性，这时的处世态度，所表现出来的风范，更能体现一个人涵养。
令尹子文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官职至令尹，相当于古代的宰相、现在的总理。当他被任命为令尹时，他的表现大出人们的意外，这么高的官职，没有让他大喜过望，脸上也没有表现出喜形于色。不像有一些人，不要说提拔为国家级高级干部，就是被提拔为县处级、甚至科级干部就喜不自胜，喜形于色，到处炫耀。
上台容易下台难。如果一个人无缘无故的被免官，或者遭到别人的诬陷被罢免，谁还能泰然处之，心平气和地接受现实对自己的不公平？很多人都会愤愤不平，有的人甚至会有过激之举。而令尹子文被罢免时，既没有怒不可遏，也没有面露怒色。
更难得可贵的是，令尹子文在离职之前，把工作认真地交接给下一任，很多人都没有他这样的心胸，一旦被免官，就满腹怨气，哪里还有心情交接工作？挑子一撂，干脆甩手走人，还有些人在走之前把工作搅和得乱七八糟以泄愤。
令尹子文三次大起大落，却能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对于高官厚禄，得之不喜，失之不忧，真正做到了宠辱不惊。可见修养之高，非一般人所能达到的。
02世间无道看人品
齐国大夫崔杼，齐庄公给他戴了顶绿帽子，愤恨不已，就杀了齐庄公。弑君在古代是很严重的事件，但是春秋战国时期，子弑其父，臣弑其君，这样的事情很多，也不足为奇，可是崔杼弑齐君这件事却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崔杼杀了齐庄公后，自己也觉得行为太不妥当了，命令史官不要写他弑君，而要把这件事写为庄公得病而死，来掩盖弑君的事实。
史官忠于纪史的真实，非要坚持记录为“崔杼弑齐君”，一个“弑”字，就把崔杼钉死在以下犯上杀君的位置上。崔杼十分生气，恼怒地杀掉了史官。史官弟弟继承了哥哥的职位，还是忠诚于史实，坚持像兄长那样记载，又被崔杼杀了。史官的小弟继承了哥哥们的职位，仍然还是那样的记述，崔杼无奈，自己都觉得很没有意思，就任由他将这件事记录在竹简史册上。史官坚持事实，不怕死的风骨成为史家纪史之绝唱。
崔杼弑齐庄公后，齐国大夫陈文子认为他以上犯下，违犯礼教，是大逆不道，于是放弃了官位和富有的家产，离开齐国。到了另一个诸侯国，发现那里的大臣同崔杼一样无道，就又离开了。又到了另一个诸侯国，情形还是相同，就又走了。
这说明弑君犯上的事在当时很普遍，许多诸侯国都有发生，他最后到了什么地方不得而知，估计当时让陈文子能够安心生存的地方不会多，最终会不会落到伯夷、叔齐的下场，为了不与不仁德的人有任何的瓜葛，宁愿躲进深山不吃周粟而饿死。
很多人，看到社会黑暗，并且是普遍的现象，觉得一个人难以独善其身，耳濡目染，渐渐被侵染，对丑恶现象不赞同也不反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发展，更甚的是自觉与恶势力趋同，推波助澜。陈文子所作所为，表现他不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
03道德修养无止境
孔子的弟子子张认为，令尹子文和陈文子这两个人很了不起，觉得他们应该是仁人了，孔子却说令尹子只能是忠，陈文子只能是清，两个是不是仁，间接回答了子张，这两个人并没有达到仁的境界。
仁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具有仁德的人，是一个完人。忠和清都是美德，都是“仁”的一种外在表现，但它们只是仁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仁的全部。正如蕅益大师在《论语点睛》中所说的，“仁者必忠，忠者未必仁；仁者必清，清者未必仁。”
孔子认为，成为一个真正仁德的人，要有求仁的主动性和行仁的自觉性，不但要具有高尚的品质，而且还要有担当，要积极挽救社会，用高尚的道德来影响人、教化人，而不是消极避世，独善其身。
孔子通过对令尹子文和陈文子的评价告诉人们，只做到忠和清还不够，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仁者，离仁的道德境界还有很远的距离。他告诫人们，道德修养是无止境的，不能只满足于点滴之小德，要不断超越忠、清等这些单纯的德行，逐渐达到仁德的境界，也就是“止于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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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论语》之《公冶长篇》：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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