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是王国维先生对文人成文所须经过的途径的论述。“出”与“入”描述的是文人进出外物，是文人将自身融入外物深浅的变化，是文人笔下的文字境界对物象的吞与吐。
“入乎其内，故能写之。”文学不是巴比伦的庭院。卡尔维诺的短篇小说，汤显祖的戏剧，杜甫的诗，这些文学作品无不是作者身处时代的凝聚产物。矛盾的运动变化以时间、地点等条件为转移，文学的哲思内核是时代精神上的总结升华，因而文人“写”成文本的基本要求是深入现实。
柳青亲身深入米脂县，几十年如一日生活在农民之间，才写就有着浓郁乡村生活气息、在文坛有着突出地位的《铜墙铁壁》。可见，文人只有“入”，以俯身的姿态探知外物的形态，捕捉外物引起的直觉，才有笔下的佳境。不经“入”而凭空投影的境，本身的真实性会被无法匹配的物质世界否定，因为它虚浮，所以它不能将读者引入其中，不会引起读者共鸣。
“出乎其外，故能观之。”文学与摄影、绘画不同。后两者在创作者境界表现程度上是不如文学自由的。文学的一大魅力就是它能以更高的高度与更深的理性营造境界。文学以字句示人，却在更高远的地方散发思想光辉，引领解读者通向字句之后的最高精神境界。
要达到文学的此般效用，就需要筑造境界的文人持有较高的技巧素养，保持自身眼界的高度。李煜笔下西楼的月、长庭的樱，永恒东逝的春水，能将诗词的境界从一个人的眼眶所见景象上升到全人类的宿命和这个世界的运作规律。在这样的境界升华的过程中，文字的意蕴和价值被拔高数层。这样的过程才是文人援引现实世界、驾驭物象，做到“以奴仆命风月”的必经过程。
“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文学真切的生命气息和高深的意义内涵需要在佳作中得到统一；相应地，文学境界与现实的通融和文学境界超脱物象拘束“自成高格”也需要在文学的创作中得到统一。
胸襟阔如天地的人有很多，但只有亲自领导艰辛革命的毛泽东笔下才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经历诬陷而被黜的忠臣有很多，但只有以万民为使命、凌天地以抒怀的屈原笔下才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入”的直接作用是确定境界真实存在，“出”的直接作用是提升境界的高度、纯度。
二者的关系就如理论和实践：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拓展理论，循环往复。我不认为“入”和“出”有先后之分，我更倾向于视它们为共存的统一体：“入”创造的真为“出”打下形体，“出”成就的神秀为“入”填充灵魂。魂与体是高度融合、统一的，“出”和“入”也是形影相随、互相辉映的。
优秀的文人要创作出良好的作品而必经的正是这么一条路：将纸笔间的境界与物的世界交融，又将自身的境界超越物的具象而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