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尽善尽美到道法自然，儒道思想对张怀瓘书法美学思想的影响
中国的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审美经验的集中表现，它传达了中华民族的哲学精神。中唐时代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鼎盛时期，在文化的开放与融合的时代氛围中，哲学精神也呈现了交流与融合的态势，这种进一步深刻地影响了当时书法艺术的理论与实践。本文将从哲学观念出发，浅析它对此时最重要的书论家张怀瓘书法美学思想所产生的影响。
一、唐代的思想状况
儒家对“美”的认识，强调的是“心”，唐代书法家柳公权有“心正则笔正”的美传，人“心”入品，故人品高；人品既高，书品亦高，古代书家的“人品即书品，书品即人品”之论，即来自于儒家思想。书法的“中和”之美，把书法艺术限约在“志气和平，不激不厉”的规范中，讲华实相生、文质统一。儒家的美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中国的人文精神上，提倡的是人的精神与灵魂之美，这对书家的艺术修养起了重要的作用。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则崇尚自然之真性，人只有以无为的心态，归真反朴，才能够真正贴近自然，把握事物的本质。在对美的理解上，道家重视美的形式，美的自然，追求素朴无华、纯质、静淡的审美理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书法美学受道家的影响很多，蔡邕“书肇于自然”，王羲之“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等等都是以道家的宇宙本体论说明书法的美学原理。道家学说提出的阴阳关系，体现出宇宙间自然万物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阴与阳的关系是一种既相对对立，又保持着一种自然的、和谐的统一与平衡的关系，这种和谐与平衡之美构成了中国美学理论的基础。
佛教在唐代演化出了两个最大也是最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华严宗和禅宗，将佛教教义中所内蕴的俗世与天国、此岸与彼岸、出世与入世的对立观念改造成为二者的冥合统一。佛家对美的认识，是重视“美由心造，心融万物”，由此而引发了“实有境无，境假识真”的意境论，并且提出了诸如“心悟”、“心不孤起，托境方生，境不自生，由心故显，”等审美观念。在书法的艺术表现中就有来自于书家对这种美学观的认识，书法中的“计白当黑”即是书家以“空”体现出了佛家的“无相之象”的道理。
唐代出现了儒、释、道的真正互补与融合的格局。唐代书法家们开拓了空前广阔的艺术空间，他们的书法创作和审美追求，均折射出了儒家、道家、佛教的人生价值理想和追求，如在崇尚雄强肥硕、豪放飞动的阳刚之美，及其推重法度的审美等等，这都是令后来的诸朝代难以望其项背的。这些审美追求和艺术理想都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
二、儒道思想对张怀瓘书法美学思想的影响
作为中唐书法理论代表人物的张怀瓘，其哲学观念体现出最大限度的包容态势，我们可以从他对书法史上流派纷杂的书家的系统评价中得到答案。探究其精神实质，张怀瓘的哲学美学观点受儒、道两家的影响最为明显。
1、关于儒家的影响
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脉，也是建构中国古典美学框架的核心因素。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以仁学为基础，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中去沉思美之所在，强调唯有遵从仁义之道，在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中才能获得自由，进入美的境界。唯有如此，儒家思想尤其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在艺术中，乐哀之情的抒发应该受到伦理政治的约束，即所谓“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认为只有“文质彬彬”才是理想的境界，由此派生出“优美”的审美风尚；另外，由于儒家提倡积极入世，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因此还推崇“刚健有为”的“壮美”情怀。儒家的这些审美追求对唐代的书法艺术理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张怀瓘之前的初唐，书法艺术尤其崇尚“优美”之风气，把“中和之美”作为主要的审美追求，其代表人物是孙过庭。孙过庭对晋人尤其是王羲之的书法推崇至极，认为是“中和”美理想的代表，在孙过庭看来，“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书谱》)，他要求“平正”，反对“过”和“不及”，并提出了“五乖”、“五合”说，认为“合则流媚，乖则雕疏”，特别强调书法艺术创作过程中主客观条件均具备，处于和谐状态之中，从而达到“神融笔畅”的自由境界。
初唐对王羲之的崇拜备至，加之唐太宗确立了王羲之在书法界的崇高地位，这对当时的书法艺术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等书法家都崇尚儒家的这种以王为宗的“中和之美”，“虞世南得右军之美韵”，“欧阳询得右军之力”，褚遂良“得右军之意”，薛稷“得右军之情”。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强调平衡的美、秩序的美，讲究“平正有序”。
到了中唐的张怀瓘，其对儒家美学思想的继承较之初唐已有不同。与孙过庭相比，他受儒家的刚健有为、积极进取思想的影响，因此他更推崇具有壮美品格的王献之的书风。张怀瓘对王羲之的书法提出异议，认为“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无戈戟舌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奇”(《书议》)，因而他把大王的草书列为“第八”。反之，张怀瓘极力褒扬王献之，说小王行草“兴合如孤峰四绝，迥出天外，其峭峻不可量也。”(《书断》)。这种比较和概括应该说是比较贴切的，从中明确反映出他崇尚一种“逸气纵横”的阳刚之美。的确，儒家思想构成了张怀瓘书法理论的最核心部分，他褒扬王献之的书法，实质上仍是在儒家思想的范式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儒家的审美理想。
从儒家“尽善尽美”的道德理想和审美理想出发，张怀瓘还特别注重书品与人品的一致性。他在《文字论》中讲：“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这是符合儒家的审美尺度的。在唐代，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书法理论家非常注重人品，认为人品是创作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欣赏的最后对象。然而对于人品的评价，尺度也有所不同，初唐把王羲之放在至高地位，是以“中和”、“秩序”为衡量标准的，这是一种洒脱、飘逸的人格理想。张怀瓘崇尚王献之书法，则又在前者基础上强调了刚健有为的人格理想，可谓丰富了儒家人格理想的内涵。
2、道家思想的影响
在道家的哲学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说法可谓影响至深。《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就是指“道”以“自然”为法则，“自然”是整个宇宙的普遍规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要遵循这一法则才能达到和谐。后来庄子在老子的这一思想基础上，把人之性情也纳入了这一规律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庄子极看重人的真诚自然的情性的表现。到了玄学，“无”的哲学升格为本体论，但是并不否认自然为实有。相应地，在人格论上则追求自然的逍遥。道家哲学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崇尚自然，强调“天人合一”，以求达到“混冥”、“见性”的境界。“道”作为老庄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将先秦时代与原始宗教关系密切的、具有人格化意味的“天”的观念，引向初具形而上色彩的抽象的理论层次，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理论形态的形而上学的初步确立。
显然，张怀瓘的书法美学理论，受道家哲学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他提出：“以无为而用，同自然之功；物类其形，得造化之理”(《书议》)，这种有为而无为、无为而为用的提倡，正是书法艺术臻于化境的一种表现。“同自然之功”亦即妙造自然，通过与宇宙自然的这种真正的沟通，达到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在张怀瓘的书法理论中，处处可以体现出道家哲学对他的影响，例如他所崇慕的人物不是儒家的典型，而是老庄哲学影响下的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嵇叔夜身长七尺六寸，美音声，伟容色，虽土木形体，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加以孝友温恭，吾慕其为人。尝有其草书写绝交书一纸，非常宝惜”(《书议》)。
道家讲究“刚柔相济”，这一哲学观念也被张怀瓘在书法实践中作了运用：“夫物负阴而抱阳，书亦外柔而内刚，缓则乍纤，急则若灭，修短相异，岩谷相倾，山佥不至崩，峻不至失”(《六体书论》)。这种刚柔相济的艺术追求无疑是魏晋时期所倡导的审美理想的进一步发扬。在论及草书与真书时，张怀瓘也强调书法造型应“以风骨为体，以变化为用。有类云霞聚散，触遇成形，龙虎威神，飞动增势。”很显然，张怀瓘对书法形象创造的这种精炼概括，是得益于他对道家哲学及美学观念的深刻体味的。
书法与大道相通，它构成了书法艺术境界的深层底蕴，因而认为欣赏书法也同对“道”体认的方式一样只能靠静谧的内心去体验和感悟才能求取、把握，“静而求之或存，躁而索之或失”，是不能用有形的语言去说明的，他提出了“玄鉴”、“心契“、“冥搜”、“心悟”的鉴赏体认方式，这是在张怀灌书论著述中反复论及的：“若精意玄鉴，则物无遗照，何有不通？”（《书议》）“自非冥心玄照，闭目深视，则识不尽矣。可以心契，非可言宣。”“古人妙迹，用思沉郁，自非冥搜，不可得见。”（《文字论》）“观彼遗踪，悉其微旨，虽寂寥千载，若面奉音。其趣之幽深，情之比兴，可以默识，不可言宣。
亦犹冥密鬼神有矣，不可见而以知，启其玄关，会其至理，即与大道不殊。”（《评书药石论》）“夫翰墨及文章至妙者，皆有深意以见其志，览之即了然。若与言面目，则有智昏寂麦，混黑白于胸襟；若心悟精微，图古今于掌握。玄妙之意，出于物类之表；幽深之理，伏于杳冥之间，岂常情之所能言，世智之所能测。”（《书议》）张怀灌认为的“玄鉴”、“心契”、“冥搜”的书法鉴赏方式深受老子“涤除玄览”和庄子的“虚静”、“自斋”、“坐忘”思想影响。
张怀瓘全面继承汉魏六朝以来的书学思想，并对书法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构筑起了中国书法理论的基本框架。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他的书论著述反映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点，也反映出他对书法的理解，是唐代书法文化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盛唐文化在书法理论上的代表，他对中国书法理论的贡献、价值是多方面的。是唐以前中国古代书论的集大成者。
文：徐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