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题解”——
闻一多先生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是无可争议，无论是诗歌“三美”（绘画美、建筑美、音乐美）理论奠定了新格律诗派的理论基础，还是写出《死水》等优秀诗歌，成了和徐志摩齐名的“新月诗派诗人”的代表，都彰显了其在创作、理论上的杰出能力。
今日偶读闻一多先生《宫体诗的自赎》一文，文中有“它不是一个空白，而是一个污点”的句子，非断章取义，而是闻一多先生明确认为宫体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堕落，是“积极的罪”。但是，笔者私以为“宫体诗”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程里的较为“特殊”的时期的产物，不能如此“纯粹”、“一边倒”地评价。于是有了如下分析。
闻一多正文：
我们该如何评价“宫体诗”？是以所谓的“高雅”为由，藉以生发出有辱斯文、低俗等的感叹，并且连“人”带“诗”地狠狠鄙夷唾弃一番？还是故作高深，摇身一变为“冠冕堂皇”的伪学者（读者）、伪诗人，颠白倒黑地将古诗“艳体”之风奉为圭臬？
其实，王静安先生在《人间词话》给出了答案，他在点评“荡子行不归，空床独难守”等诗句，提出了以下观点：
然无视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然读之者但觉其沈挚动人。非无鄙词，然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为之病，而游为之病也。
这里的“游”大概是诗风轻浮的意思，诗歌的“鄙”、“陋”并不影响诗歌本质的生命力，而“哀乐不忠其性，虑叹无与乎情”才是根源所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生评判诗歌价值之标准：即使面对主流不认同的，依然不武断、不一概而论，并且须面对最基本的文学事实多出解释，得出结论。同样，依照前辈的路子来，评价“宫体诗”亦当如此。
《人间词话》手稿首先，既然闻一多先生笔责“宫体诗”，认为其有罪而须“自赎”，那么，宫体诗的“罪”到底在何处，就需要仔细推敲一下了。《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这样子写道：
“这专以在昏淫的沉迷中作践文字为务的宫体诗，本是衰老的，贫血的南朝宫廷生活的产物。”
笔者以为：闻一多先生并没有很好把握评判“宫体诗”文学价值的各个视点，用“作践”、“衰老”等词眼显得有失偏颇、急躁。
这里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宫体诗”的含义：它是流行于梁代后期以迄初唐，是先后以梁太子的东宫、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所写艳情诗。在此基础上便能更好理解宫体诗的以下的“罪”：
宫体诗的第一宗罪：在“诗言志”的传统上是背离而走入了一种极端。
为何？为了迎合口味，“宫体诗”文学创作集团内部少有真正吟咏性情之作，审美趣味、艺术风格大体一致，淹没了诗人的个性色彩。
宫体诗的第二宗罪：缺乏深刻的社会、人生意义，多持一种欣赏的眼光，具有娱乐性质，甚至表现宫廷淫逸。
《隋书·文学传序》提到过宫体诗的特点，“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亡国之音乎”，又“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内容多“思极闺帷之内”，故“文则时以轻华为累，君子所不取用”。
也就是说，宫体诗在作品的内容、作者两个方面出现十分明显的缺陷，也就是宫体诗犯的“罪”，这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文学的发展，但是笔者以为这种“罪”，不当诛。
宫女“宫体诗”仍然有着古代诗歌发展历程中所不能缺少的地位，理由如下：
诗人闻一多单纯抓住了“宫体诗”囿于宫廷环境所导致的创作弊端，将“梁简文帝当太子到唐太宗宴驾中间一段时期”断代式地加以点评，忽视了与宫体诗相临近的魏晋以来的文学传统和盛唐诗歌之间联系。
笔者解释如下：
从诗歌的衍变而言——
以梁朝时期为代表宫体诗歌“转拘声韵，弥尚丽靡”，是“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表现，继承了”永明体“的形式特点，继续改变着汉魏以来古诗的传统面貌，继续推动新体诗的形成，走向格律化。
也就是说，站在作品形式的角度看，若说“宫体诗”是“衰老”的，是只有“罪”的，那恐怕从“永明体”到“唐诗格律”的发展过渡，就会出现断层了吧！
2.从“诗缘情”的角度来看——
如果我们放弃之前的“诗言志”的创作理念，发现宫体诗一直以“情灵摇荡”的方向发展，萧纲《金楼子·立言》有“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贤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的说法，这是对“文以载道”、“诗教说的”的传统文学的反叛。这样看，宫体诗虽然走上极端的路子，却依然走在文学发展的路上
如果我们能想到程朱理学思想控制下的古代古诗，就大致可以理解“宫体诗”所在的文学发展道路是一条怎么样的发展道路。
联系历史、时代、传统等其他文学重要因素，作如下分析：
放大社会环境，梁朝——唐初这段时间实际包括在汉末动乱到隋唐大一统的时间里，自汉末建安以来，我们将宫体诗所处的这一大段时期称为“文学的自觉时期”，这是由于文学因为动荡的社会环境，脱离了儒家思想的桎梏，以及追求“美”的非功利因素、对“个人”以及相关事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