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1月30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咨询专家刘擎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会议室与哲学系本科生邓希玮、王瀚庆、章佳杰、石心宇、*怡、杜俊杰对谈，内容主要围绕自己的学术与生活体验、哲思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与当下大学生的生活状况等话题展开。刘擎教授与对谈的同学们以平等的方式交换了许多深刻的意见，使得话题得到了充分的推进，令人受益良多。以下对谈内容由邓希玮、石心宇、杜俊杰、*怡、王瀚庆、章佳杰整理而成。
一、公共写作与公众启蒙杜俊杰：近代中国好像一直面临着救亡与启蒙的问题，而在实际中似乎救亡的需求往往是压倒启蒙的。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您如何看待救亡与启蒙二者在中国的张力，以及启蒙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与位置。
刘擎：我们可以将这个话题拉回到近代科学革命的背景。机械化的认知图景，不仅仅是机械化的设备，而是对于世界的认知方式。科学革命后，我们开始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大钟表，一具机械。我们认为了解它的原理，知道背后的规律，以此就可以改造自然，发挥生产力。这样一种工程师的思维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某种共同的意义。在苏联社会主义里，这种认知方式特别强烈，因为他们不仅意识到自然规律，也意识到社会规律，这也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主张有关系，因为马克思是一个非常有科学意识的人。据说他的《资本论》是要献给达尔文的，他想做达尔文在自然世界中做的事情，不过是在社会领域中做出来，即破解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根本的逻辑和规律，然后再改造它，并进行革命性的改造。
在苏联，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可以是有规律的，可以建构、完善、发展。因此，工程师的思维变得特别强。斯大林曾经说过，“教师是灵*的工程师”，但在中国，我们以前说教师是园丁。园丁这个隐喻是生物性的，即修剪、滋养和浇灌，而不是任意地以剪裁和切割的方式来铸造。因此，我觉得园丁这个比喻可能更贴切、更符合教育的本质。
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看到了完全科学主义的工程师式的理性是有它的片面之处的。这一片面之处包括认识到理性的局限，人们尝试去协调理性与情感感受。在这个意义上，启蒙的意义是要让我们从任何一种蒙昧，这也包括科学主义，带来的盲区、片面性里面走出来。我们仍然需要不断地克服自己过去的偏狭。
邓希玮：您在做一些哲学普及，或广义上理论普及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毕竟要向大众科普哲学，就不得不把理论讲得简单；但是使得理论变简单的同时可能会使得理论过于简单，那些艰深的理论几乎不可能在毫无损耗的情况下被“生产”给大众，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面向大众的哲学普及将往往错失其中最为精彩和微妙的部分。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擎：对，这里其实有两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你会发现其实讲简单很不容易。当你被要求用日常语言解释哲学理论的时候，会发现可能你的理解并不像你以为的那么到位。很多时候写期刊的人会假定大家都是professionalreaders，在这种情况下我写得含含糊糊，你读得含含糊糊都没关系。不懂的时候，有时借助术语就可以混过去了。但在普通大众那里你就滑不过去，就比如我们要借用康德讲的关于“超验”和“先验”的术语解释一些问题。这个问题你们哲学专业的都能理解，对不对？但你跟非专业读者就无法解释。这时候我就会重新回去读一些原著，重新把它搞清楚。只有当你彻底搞懂它，你才能够用平白语言说出来，但这其实是很困难的。这是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就是如同你所说的，我们不得不简单化表达。因为人们的志趣是不一样的，不是所有人来了解这些问题都是想成为一个哲学工作者。当然有些人，特别是年轻孩子，因为在中学被激发兴趣，他们愿意去大学里学习哲学。大部分人愿意了解哲学是因为他们想通过哲学启发自己的生活实践，启发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对这些人来说，简单化也没问题，这些简单的线索和思路足够促使他们去进一步学习。我认为这些普及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哲学门槛可能很高，但我可以搭起这样一个桥梁，希望你去读更好的作品，甚至是最伟大哲学家的原著。
但这样的做法也容易受攻击。有人会说，大家会觉得有哲学科普的快餐吃，就不去吃原著的大餐了。因为大餐很贵，至少它的成本更高。我会说，如果没有通俗读物，有些人可能快餐都不会吃，这对公众并不算造成了什么损失。
当然，还有一个麻烦是你的话会被断章取义。在社交媒体时代确实没办法，人们会把你话里的一些“金句”拿出来，但这可能那是我要反对的话。我说完，接下来的事就没法控制了，我也没法申诉那不是我的原话，或者那不是我的经历。这也算是一个代价吧。
二、哲学学术与哲思生活王瀚庆：我想把这个话题从公共领域的通俗写作引向学术界里面的一个问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