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3/11/4 20:09:00
「本文来源：辽宁日报」史冬柏提示文科还是理科？这是个问题。《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收录了陈平原围绕文学教育议题写的数十篇文章。十多年前，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周年时，陈平原就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说到底，人文学是和一个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是一种“技术”或“知识”，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这本新书尽管话题涉及面广，但归结起来，似乎都可以看成是对当年那一核心观点的持续坚持和渐次展开。人文学：关乎精神和幸福文科还是理科？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总是会以某种或显或隐，或直接或迂回的方式，与我们每个人打照面。在高考选择专业方向时，这个问题扑面而来。在选择恋爱对象时，有人会根据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来划分择偶标准。更为习焉不察的是，这个问题还会演化为“无用”与“有用”之辩，几乎没有人能绕得过去。与实证特征鲜明的理工科相比，人文学科的无用性似乎只有程度之分，没有本质之别。极端者干脆宣布，既然“百无一用”，或者无甚大用，充其量为人生点缀而已，“华而不实”。喋喋不休的文理之争背后，更为深层的是人文学与科学之间的“恩怨情仇”。作为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学教育的强调，必然关联着对科学、科技的反思。哲学家张世英曾把人的生活境界分为四个层次：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审美境界。按照这一划分来看，所谓理科，或自然科学、科学技术，主要对应着人的求知境界。这正是科学的求实精神的萌芽，但求知境界距离人生最高价值还有一段距离，“单纯的科学不能使人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对于科学的反思，西方思想界同样不遗余力。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都对科学技术的本质进行过深刻的哲学反思，胡塞尔专门写了本《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他直截了当地说：“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以极开阔的眼光和博学的笔触，为回应文理之争打开了一扇大门。作者说得好，文化同样也是第一生产力，毕竟，辛苦劳作及科技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增加人类的幸福感。作者也反思了人文学往往被边缘化的原因，比如教育过分市场化，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主张人文学者必须调整心态和表达，避免流于“说了等于白说”的无力。有意识地推进文学教育——当然，作者所说的文学教育，不是狭义的语文教育，或学作诗词、学写小说，而是把文学从一门专业学科的技术层面提出来，作为一种广义的人文教育——就是人文学者主动“拯救”人文学的一种姿态。其实，完全可以进一步追问：以“有用”作为评判文理的标准，本身并非不证自明。究竟什么是有用？赚钱有用，可是幸福又有什么用？有趣、有意义、有价值，与有用之间有多少必然联系？思考这样的问题，可能恰恰也是文学教育给人的启发吧。殊途同归：人文与科学之交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打全人类个措手不及。人文与科学之间素来已久的比较，也借着这场疫情灾害，于茶余饭后发酵，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