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白癜风饮食 http://m.39.net/disease/a_6323898.html09:01浙江新闻客户端平新乔编辑潘如龙肖国强章忻我在经济学上起步很早，但先天不足。从年上华东师大开始，至今已逾半个世纪，我的经济学人生大体分为上海时期（上世纪70年代）、北京时期（上世纪80年代）、美国时期（上世纪90年代），及从美国归国服务时期（年至今）。我的学习、从教与研究是交叉着的，学了教，教了又学，边教边学边研究。成长的每一步都有师长的指导和提携，每一步都经过艰难的奋斗；在研究中逐步学会直面现实问题，迎接时代挑战。上海时期（年-年）年我从浙江绍兴柯桥双渎小学毕业。学校虽然是以前乡里的土地庙，但有好老师，语文老师是教我们写毛笔字、临柳公权帖子的李依仁和绍兴师专毕业、教我们文学和修辞的田三生。正是老师教给我的毛笔字功底和作文基础，让我在编村里墙报时出了一点名，年被推荐上了华东师大，也正是这两点基本功，我被学校找去编大批判专栏，有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来到上海这个中国文化重镇，我实在受益太多。列举几位教授：冯契，中国当代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陈彪如，当时他还未“解放”，却私下给我开书单；徐怀启，清华大学送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后归国，年夏我被华东师大一些老师批判时，有一天他把我叫到*治教育系教学楼前的冬青树丛旁，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是一个非常纯洁的人。”这句话，温暖了我整整一生；陈旭麓，华东师大历史学大教授，在自家客厅非常亲切地指导我如何研究章太炎。促使我以经济学为主业的转折是，年12月至年5月，我被选到上海市委写作组经济组办的《资本论》读书班学习。授课教员是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全套班底。班里就《资本论》单课独进，日日夜夜围绕《资本论》学习切磋，让我对于《资本论》有了系统的掌握。年12月，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批示，市委写作组要安排人写文章宣传落实，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经桂世勋老师精心指导后，《工业劳动力增长要与农业发展相适合》一文发表在年7月19日的《文汇报》理论版上。这是我做经济学研究的开端。可能是因为我发了这篇文章，毕业后我被留校教*治经济学。年我被调到上海体育学院。这里离复旦大学很近，于是，我开始旁听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的课程一直到年。年6月还听了吴敬琏先生回母校所作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3次讲座。新的时代已经开始，催生新时代的经济学主要阵地在北京。年我就读到于光远先生关于资产阶级权利和唯生产力论的论文和讲话记录稿，认定这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我决心到北京求学。北大时期（年-年）年我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师从中国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在陈岱孙、厉以宁、胡代光、范家骧等老师的培养下，我补了许多课，配备了做经济学必须的数学工具。最关键的是，这些一流经济学家对我的教诲，使我改变了以前只会从马列书本里找题目做论文的办法，而是直面经济现实，从经济现象里提炼问题，给出分析。从毕业留校到被派往美国留学的4年里，我在《经济研究》等国内顶尖刊物上发表经济学论文30来篇，出版了两部著作、两本译作，共有多万字的著述。北大研究生学习是我经济学人生另一个重要转折点。厉以宁老师给我们上《剑桥欧洲经济史》和《国际金融学说史》（与陈岱孙先生合上）。他规定我读《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维纳（viner）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和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等5部英文原著。我都读下来了，还做了读书笔记。我在课堂里讲了维纳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后，厉以宁与陈岱孙拍板把我留下来做北大教员。陈岱孙老师鼓励我加强数学学习并直接指导我做硕士论文。论文题目是《十九世纪初年英国的金块争论》，他让我通读了十卷本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还读了桑顿、博赞特克、图克等人写的十几本英文著作。论文初稿有六万余字。陈岱孙老师亲自修改，对第一稿他写出来字的批语；对第二稿，先生说“好多了”，可是仍然给了我字的批语。这样做论文，让我获得了在经济思想史领域与国外学者一起交流的自信。留校后，我在厉以宁当系主任的经济管理系当主任科研助理，协助厉老师开展国家重要经济改革课题研究，开始把自己在北大所教的课程与中国正在发生的伟大的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教的三门主课是《经济发展国际比较》《财*学》和《微观经济学》。企业改革是我在-年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当时我们遇到的真问题是，经济改革是以价格改革为中心，还是以企业改革为中心？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事实上企业只要有一部分价格控制权，放开一部分产品的价格，资源配置的效率就会改善，即门只要开一条缝，剩下的空间就好办，这就是“边际调节”意义上的改革，这让我对于“边际定价”有了新的认识：其实我们不必追求一般均衡，不必追求价格完全放开，只要在边际上放开，后来的事情就会顺理成章。这也让我对于西方经济学按照一般均衡来主张“休克疗法”的做法有了不同的看法。就这样，在厉以宁老师的指引下，我开始形成自己的研究重点，就是以国企改革为中心，涉及企业金融和企业税收。同时，我也向在北京的校外老师学习，与一些智库合作开展研究，认识了许多青年经济学家，也结识了吴敬琏这样的大经济学家。我曾直接跑到吴敬琏老师的办公室里向他请教，还到他家里接他到北大讲课两次。因此，这个时期，影响我的经济学研究主要是三种力量：第一，在北大校内主要是陈岱孙、厉以宁等老师，帮助我逐步形成经济研究的问题意识，开始让我直面中国经济的真问题。第二，在校外，从与诸多研究机构同行交流学习中我能感知到最新的经济问题，形成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观点。第三，国外经济学家对我的影响日益增大，我开始找国外经济学刊物上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认识到中国经济学研究需要国际交流。美国留学与归国时期（上世纪90年代与年至今）我年底赴美，先做两年访问学者，年进入康奈尔大学读经济学博士，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后回国，先在清华，后又回北大教书。到美国后，在哈佛和麻省理工遇到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发现他们都是自己的同龄人，但是他们的论文用清晰的符号直达问题本质，简洁而深刻。在美国学习的收获主要有四：一是学会了用数学模型做一些宏观或微观上的题目；二是通过学习计量经济学和编程课，会进行全过程数据处理；三是实打实地去数学系、统计学系学习，知道数学就是数学，没有所谓的“经济数学”；四是明白只有读大量的经济学论文，才找得到自己做研究的点。我在康奈尔大学经济学系的导师R.Masson，是实证产业组织领域的权威，他建议我做实证研究。于是，我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年的国有企业调查面板数据，做了关于“预算软约束”的“软”表现在哪里的研究。用数据测度了中国国有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预算约束“软”的程度及其变化。这个研究在理论上是有意义的。归国后，我的研究达到了初步的数字化，对以前的问题会有新的发现，可以立足祖国，放眼世界，从中国入手把经济研究成果做出来，服务于国家发展，也引起国外学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