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议题在孔、老时代还未显题化，也就是说，这个问题还没有产生。直到孟、庄，特别是告子才明显地提出人性的问题。孟子建构一种道德的人生，而庄子建构一种艺术的人生。他们二人将人性的议题在战国中期推向高峰。
春秋末年，老子和孔子开启了中国哲学开创期的序幕，儒道两家在殷周人文精神的激荡下，围绕人性的议题各自阐发其独特的慧见。战国中期，孟子和庄子进一步将老、孔未显题化的人性理论推向显题化，并由此成就中国人性论在其开端期的高峰，汇成一股以关怀生命为主题的时代思潮。
其中，孟、庄的人性论内涵又可相互彰显：孟子的道德心指向一种道德人生，庄子的审美心趋近一种艺术人生。在孟子性善的映衬下，庄子一方面以“道之真”为形上基础，论证人性之真，另一方面又以“道之美”为理论依据，演绎人性之美。进而，庄子更于诸子中率先凸显“情”的议题。他自天人之际的视角，诉说“人情”本于“天情”而源于“道情”的思想观念，关照个体生命“任其性命之情”以及群体生命“安其性命之情”的现实走向，其影响之深远，为整个文明传统注入绵延不绝的抒情血脉。
翻开中西哲学史，老子在探讨天地的始源、万物的本根的问题时，在《道德经》第一章就讲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西方哲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