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私人阅读报告
作者：张生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年5月，南大将迎来年校庆，而南大哲学系也将迎来百年华诞。按照这些年来大学系庆的做法，新年过后就应该广为宣传了，但可能是因为去冬今春的“新冠”仍在肆虐的缘故，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动静。不过，以南大素来的沉稳且不事张扬的作风，我想，即使有动静也不会太大。但是南大哲学系不仅仅是一个走过了一百年的中国现代大学的哲学系科，更关键的是它提供了一种中国现代哲人研究哲学的独特的路径，并因之形成了中国现代大学哲学系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学术风貌。不说别的，仅以“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皆与南大哲学系有着深厚的关系就可见一斑，他们三个人不仅先后做过南大哲学系中央大学时期的系主任，其中方东美和唐君毅还有师生之谊。所以借此机会反思一下南大哲学系所走过的道路，从中既可知先贤筚路蓝缕之功，也可启未来之门，更何况哲学本来就是反思的学问，对以反思为己任的哲学系的反思当然更应是题中之义。
南大哲学系年正式成立于其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是继北大设立“哲学门”之后南方的国立大学建立的第一个哲学系。年南高改制为东南大学，年更名为中央大学，年定名为南京大学，哲学系也随之迁变至今，其间虽因时代变换有名称的更替，甚至暂停，但其基本的学术精神却绵延不绝，而南大哲学系也因此成为百多年来中国大学中为数不多的有着自身学术传统的哲学系。年，牟宗三在台大哲学系的讲座《谈民国以来的大学哲学系》中评说中国大学哲学系发展的历史时曾指出当时“较完整之哲学系者仅清华，北大及南京中央大学”。[1]那么，与清华、北大相比，南京中大或者说南大哲学系彼时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学术特点呢？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好回答，因为一个系的学术风格的形成不仅要有自己的有意识的建构，还需要有同行的承认才行。而巧的是，年牟宗三在《五十自述》中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时，谈到他的挚友“出身”中大哲学系的唐君毅的印象时就中大哲学系的风格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都富有文学的情味”：“抗战前，我并不认识他。但也曾见过他几篇文章。我不喜欢他那文学性的体裁。他是中大出身，受宗白华、方东美诸先生的影响，他们都富有文学的情味。我是北大出身，认为哲学必以理论思辨为主。”[2]牟宗三因此最初并不是很喜欢唐君毅的这种“走文学的路”且有“无定准的形上学的思考”的哲学风格的，可是唐君毅的“哲学的气质”“玄思的心力”与“理论的思辨力”却使他折服。所谓旁观者清，牟宗三虽然一向自视甚高且臧否人物口无遮拦，但他对唐君毅乃至中大哲学系的这个看法或可以作为南大当时的哲学风格的佐证。这不仅因为牟宗三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出乎其外，有他者的眼光，他还入乎其内，于年至年间应唐君毅之请到中大哲学系教书，并且在年轮值过哲学系的系主任。因此他与众多中大哲学系的教授都曾共事过，也知道他们在哲学上所持的基本的立场，所以，他的这个判断不仅仅是针对唐君毅一人的评价，也含有对中大哲学系的整体学术风格的评价。
显然，在牟宗三看来，中大哲学系的这种“文学的情味”是和北大哲学系的“认为哲学必以理论思辨为主”不同，而且，也与清华哲学系的风格不同。牟宗三认为与北大“比较重视古典哲学”不同，清华因为有金岳霖，比较重视逻辑，其“哲学立场”则以实在论和经验主义为主。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北大哲学系是重“思”的，而南大哲学系是重“诗”的。但是，这么讲，并不是说北大哲学系就不关心“诗”，而南大哲学系就不重“思”，从牟宗三对唐君毅的“哲学的气质”与“理论的思辨力”的赞誉就可看出，南大同样重“思”，只是说二者的侧重点和呈现的风格有所不同而已。因为哲学毕竟是致知的工作，起于惊讶而成于思，若无思至，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关于北大和清华哲学系的差别，很多人持和牟宗三相似的观点，如30年代任教于清华哲学系的张岱年就说，“北大哲学系比较重视考据，重视哲学史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比较推崇直觉”，而“清华哲学系比较重视义理，重视理论建树，在方法论上比较推崇分析”。[3]还有40年代曾就读西南联大哲学系的汪子嵩也讲过意思差不多的话，“清华注重哲学体系，而北大重视哲学史。重视哲学体系的注重哲学问题，重在‘思’；而注重哲学史的则重视哲学家的著作，注重读书，重在‘学’”，所以，“清华培养出来的大多是哲学家或逻辑学家，北大培养出来的则往往是哲学史家”。[4]总而言之，北大爱做哲学史的研究，清华则关心哲学问题的分析与讨论，所以，如果说北大哲学系是“以史为思”，清华哲学系是“以论为思”，那么，相较而言，南大哲学系就可称之为“以诗为思”了。
而南大哲学之所以形成这种“以诗为思”的风格，或如牟宗三所说的“富有文学的情味”的特点，当然与南大哲学系那个时代的主事者的“哲学立场”有关。而牟宗三就认为唐君毅之所以以“走文学的路”而致思，就是因为受到了宗白华与方东美等人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宗方二人是代表中大哲学系风格的灵*人物。因此，也可以说，宗方二人是奠定南大哲学系的“富有文学的情味”传统的关键人物。当然，这么讲也并非空穴来风。
南大哲学系虽然由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哲学博士的刘伯明（—）于年建立，可遗憾的是，他尚未来得及对哲学系产生思想上的直接的影响，三年后即因染病而英年早逝。但是刘伯明作为当时南高师的文史部主任和东南大学的实际的校务负责人，目光高远，广为招揽留美学生前来东大任教，如同为哈佛毕业的梅光迪、吴宓、汤用彤等人就接踵而至，他还努力支持以他们为主的《学衡》杂志的出版，对日后“学衡派”的出现和东大的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三人中，汤用彤于年被聘为哲学系教授，其后又充当哲学系的主任，除了年他至南开哲学系任教一年外，汤在东大及改名后的中央大学哲学系共执教7年。虽然汤用彤在此也讲授和撰写汉魏六朝的佛教史等，但他似乎并未能对哲学系的学术风气产生方向性的影响，直到年他应胡适之请到北大哲学系任教后，可能和北大哲学系的那种“以史为思”的学术风格契合，才人地两宜，发挥持久的影响。不过，汤用彤离开中大哲学系时推荐了宗白华接任自己的系主任，却对南大哲学系的学术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宗白华自此担任系主任，直至抗战中大内迁重庆办学，年后方东美接任系主任，至年他们的学生唐君毅担任系主任，两人一前一后执掌中大哲学系主任之职十余年，终于使得中大哲学系成为与北大清华鼎足而三且“富有文学的情味”哲学系。
宗白华（—）与方东美（—）的经历非常相似。两人均是在外国人办的现代大学接受的西式的教育，之后几乎同时出国留学，回国后又同年到东南大学哲学系任教，不过，因为两人一沐“欧风”，一浴“美雨”，在学术背景和具体的方向上还是有所差异，前者更多地注力于美学及艺术学研究，他是第一个在中央大学也是国内开设美学和艺术学课程的人；后者则更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