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莫斌中国社会科学网
受访者/供图
韩震，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年生；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今聊城大学），获教育学学士学位；年12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获西方哲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委书记等职；兼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委员、国家教材委委员、教育部社科委哲学学部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出版有《西方历史哲学导论》《生成的存在》《重建理性主义信念》《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大国话语》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数百篇，多次获国家和省部级教学、教材及科研成果奖。
人类文明发展越来越呈现加速度的状态，智能科技重塑了人类的知识生产方式。人的思想启蒙与社会的现代化，着重体现为知识的现代化。新形态的知识创新成为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为此，人类需要用历史的眼光激发新的思想观念。思想应该是人与人在历史互动中被激活的。围绕“让哲学成为哲学”的理念、历史哲学中的世界与真理、哲学教材的编撰与教育的使命、知识演进逻辑与创新型国家的构建等相关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韩震教授近日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哲学研究作为志业的学术人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当年为什么选择哲学研究作为志业？
韩震：每个人都是由他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塑造的。我是恢复高考之后的首届大学生，即“77级”，所以我们这代人的成长轨迹与现在的青年人很不一样。年中学毕业后，我先到农村“插队”，后回到县城，在一个不到百人的小电器厂做学徒工，先后学过钳工和车工。能够有机会参加高考并且被录取，实属不易。按照那时的说法，可谓“时代的宠儿”。
之所以选择哲学，特别是攻读西方哲学硕士学位，明显带有那个时期的特点。当时，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国门逐渐打开，包括哲学思潮在内的各种信息开始涌入中国。青年人一方面对各种新鲜的东西非常感兴趣，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作为文化灵*的哲学，肯定在西方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时，我们是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西方哲学著作，甚至迫不及待连夜读完，力求从中寻找改变自身落后状况的利器。这种阅读，现在看来有些盲目，但在扩大视野、解放思想方面，应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第一篇重要论文是为了纪念狄德罗逝世周年而写，题为《狄德罗的辩证法及其历史地位》，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年第6期上，能谈谈写这篇论文的心路历程吗？
韩震：发表这篇论文时，我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研三的学生，我是年12月才毕业留校工作的。能够在这样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发表文章，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对青年学者的扶持，尤其要感谢何祚榕先生的指导。记得投稿过了一段时间，何先生写信约我去杂志社。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在鼓楼西大街甲号，离北师大不远，我骑自行车就去了。何先生给予我很大鼓励，说我的观点有新意，因为当时人们往往研究什么就从现在的思想高度给以评价，无意之间会出现“拔高”的现象。譬如，就狄德罗而言，许多研究者认为其思想已经开始接近“辩证唯物主义”，而我则认为，以狄德罗为代表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其历史贡献在于他们将17世纪开启的机械论的形而上学推向了逻辑顶点，机械论在当时具有思想解放的作用，或者说正因为这种哲学将机械论的形而上学推向顶点，才开始在其杰出代表人物的思想中展露出某些辩证法的特征，从而下启德国古典哲学。何先生耐心地向我指出了应该修改或充实之处，这让我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思路得到了很好的拓展。读研阶段能够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这样的杂志上发表论文，同时我在《国内哲学动态》（今《哲学动态》）发的文章还被《新华文摘》转载，这让我备受鼓舞。正是像何先生这样的老编辑的鼓励和指导，坚定了我走学术研究道路的信念。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在全国第一届法国哲学研讨会上发表了新颖见解。关于这次会议，您能回忆一些当时的场景和内容吗？
韩震：这次会议大约于年或年在北京大学召开。我们还是学生，一开始没有接到通知，后来主办方听说北师大招了三位法国哲学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的硕士导师是于凤梧先生，他于今年1月24日逝世，享年95岁）——那时候研究生非常少，专门研究法国哲学的就更少了——有人就设法通知了我们。当时，记得参加会议的有朱德生、管士滨、王树人、李凤鸣、管震湖、李平沤等先生。作为学生我们就是听会，感受学者们的知识厚重和思想睿智。会议快结束时，主持人提出让在座的学生也谈谈自己的感受或想法。在老师们的鼓励下，我就将我对法国哲学研究的看法讲了一下。我认为，不能过多从辩证法的角度去看待法国哲学的贡献，与德国哲学相比，这恰恰是其短处。而应该从机械论的形而上学去规定法国哲学，譬如把人看作机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多么具有时代性、创造性的观点啊！在宗教思想依然起很大牵制作用的背景下，也有很强的启蒙或者思想解放的作用，就此而言，法国哲学的贡献，恰恰是把机械论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推到了极致。法国哲学以机械论思维方式标志了那个时代。我讲完之后，记得王树人、李凤鸣等先生觉得我的想法很有新意，并且鼓励我写出来，可以放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主办的《外国哲学史研究辑刊》上发表。我因此就着手写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有关主题的文章发表后，《哲学年鉴》也将其选为重要论文加以介绍。另外，硕士学位论文我原打算写历史哲学方面的内容，但是由于这次研讨会的契机，论文的题目也就改变了。既然论文已经写得比较有“分量”了，就直接当作学位论文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20年前，在《关于哲学教育改革的若干思考》一文中，您曾提出，哲学话语的相对沉寂是哲学自身创新能力不够的结果，因此，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的出路是必须让哲学成为哲学。今天您能再谈谈“让哲学成为哲学”的内涵吗？
韩震：马克思认为，哲学应该是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因此，不能把哲学变成一种知识体系来解释，问题在于怎样改变世界。作为系统的反思性批判性思维活动，知识是其思维活动的对象，是其加以批判地审视或进一步拓展深化的东西。哲学的魅力就来自它不停留在任何现成的答案上，那是知识体系的特点，而是以目前的思想成果作为思考的前提性资源。哲学肯定有知识，但哲学的本质不在知识性上，而在于其批判性的思维活动之中。我们的哲学教育有时候不是太成功，就在于我们往往将其作为知识体系加以解释了。哲学由于它本身“形而上”的性质，也就成为在思想中驰骋的最自由的学问，因为它是思想，思想是任何东西都禁锢不住的力量，它必定是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思维活动。让哲学成为哲学，意思就是让以知识体系理解的哲学，回归到以反思性批判性思维活动展开的哲学。
从历史哲学探寻世界与真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历史哲学导论》是您第一部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该书成为我国大学哲学系关于历史哲学的重要教学资料之一。您能谈谈该书的写作背景和出版效应吗？
韩震：在读哲学之前，我很长时间之内对历史特别感兴趣，尤其历史上许多文明的兴衰，有的看似突然崛起或迅速衰败，其中原因何在？许多历史现象，可以说是谜一样的存在。研究往往与一个人的兴趣密切相关，有兴趣才能支撑持续的研究。我亦不例外，学了哲学之后，就自然有了从哲学的角度探索历史的想法。既然学的是西方哲学，而且改革开放过程中试图理解西方世界历史性崛起的过程、原因与规律的愿望尤其强烈，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而言，那我的研究就自然走向对西方历史哲学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其结果就是大家看到的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年出版的《西方历史哲学导论》。第一次做这么大的“工程”，40多万字，还是付出了许多辛苦，当时既没有个人电脑，也没有复印机，都是爬格子爬出来的，那时拿笔的手是能够磨出茧子来的。记得写完这本书，病了很长时间，且开始有些许白发出现。
这本书出版之后，获得了学界的肯定，并且先后被评为北京市高校青年科研优秀成果奖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当时我作为一个年轻学者，能够在教育部的奖项中获此殊荣实属不易。许多学校把这本书作为教学参考书。这本书的修订版于8年再版时，其中一个月曾进入西单新华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后来许多年轻朋友见到我，也会偶尔提起这本书，说“韩老师，我是看您的关于历史哲学的书成长起来的”，这对我是莫大的荣幸。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哲学与历史的交互影响从来没有中断过。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提出过经典命题：“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您如何看待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创新之间的关系？
韩震：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哲学具有历史性的特征。譬如，马克思曾经说过，黑格尔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这深刻揭示了哲学与世界历史之间的关系。即使在哲学自身的历史上，其理论形态与历史演进也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这在黑格尔身上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可以说，黑格尔的哲学就是理论化、系统化、逻辑化了的哲学史，而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又体现为历史化了的哲学理论，或者说是哲学概念逻辑的历时性铺展。恩格斯曾经对此有非常到位的判断，也就是说，哲学思维都须有前人的思想作为前提性资源。但是，问题是“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那就是说，不能把哲学史看作已经死去的思想观念的坟场或墓地，只有按照哲学的方式去理解哲学史中的思想材料，哲学史才属于哲学的范畴。按照这种理解，我们之所以讲哲学史，那是因为这些看似是史的东西，仍然以某种方式活在我们的思维活动之中，有时成为我们的思想资料，有时激活我们的思想，有时给我们以新的启迪。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学界曾出现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论。这场争论表达了中国人渴望让哲学讲汉语的心声。从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哲学思想自古以来就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您如何看当下汉语哲学研究的兴起？
韩震：“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说法，显然是从西方学术谱系的角度衍生出来的一个问题。在我看来，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同样可以问英国哲学、法国哲学、德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因为从希腊哲学的角度看，英、法、德的哲学也不是完全内生的。从某种意义上，也许汉语哲学的提出，代表了中国本身哲学（PhilosophyofChina）开始崛起的自觉自主意识。人们期望不仅用汉语翻译西方的哲学，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整理我们古代的“哲学思想”，即目前作为哲学二级学科的“中国哲学”，而且能够创造一种新的哲学形态，但创造一种新形态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得达到代表世界水准的哲学高度。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汉语哲学”概念的提出，可能是新形态的中国哲学，或者说一种新形态的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哲学酝酿生成的开始。
我认为，“汉语哲学”的提出需要思考两个问题：首先，是否某种语言产生某种特定的哲学？如果说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的时代，那你是在用什么样的语言去把握？用特定的语言讲的哲学，肯定要体现这种语言所规定、所带来的特殊形式，如思维方式的架构。我记得王树人先生曾提出“象思维”的概念，这肯定与汉语是有直接关系的。这就是基于汉语的Philosophy或哲学。由此看来，由于存在不同的语言，在西方也有希腊语的哲学、拉丁语的哲学、法语的哲学、德语的哲学、英语的哲学、波兰语的哲学，如此等等，由此不同语言的哲学，就产生了“哲学间性”问题，那哲学可能就是复数的。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产生不同的哲学，比如德语的哲学、英语的哲学和原来希腊语的哲学肯定是有差异的，这就是哲学间性。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去还原的话，古希腊哲学是地中海文化圈相互影响的结果，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波斯文明都起了某种作用。我个人认为，古希腊哲学显然不属于西欧本身的哲学形态。西欧当时还处在野蛮状态，还不可能产生哲学。当代的西方哲学传统，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传统，不是一个西方哲学传统。它们之间也存在哲学间性，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断裂层。紧接着还有第二个问题，即Philosophy的复数是指什么？也许是历史阶段性，即思想的历史性或时代性。既然是思想中把握的时代，那就可能讲了不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