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薄克国
从黑土地的吉林大学出发，南下珠江之畔的暨南大学，北上*海之滨的中国海洋大学，他执教三尺讲坛四十多载；作为拓荒者，他翻译村上春树作品45部，总发行量超过万册；他退而不休，辗转全国各地高校，向青年学生讲授审美忠实的翻译观和开卷有益的心得……他就是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林少华。
三个“三十七岁”赶在一起
记者（以下简称“记”）：林教授您好，请问您是怎样与村上春树先生结缘的？
林少华（以下简称“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广东暨南大学任教时，机缘巧合，翻译了《挪威的森林》。
《挪威的森林》开头第一句：“三十七岁的我那时坐在波音客机的座位上”。年出生的我翻译这本书时是年——三十七岁的我坐在书桌前的座位上，对照日文写下“三十七岁的我……”
村上春树写这本书时，是三十七岁；书中主人公渡边君，也是三十七岁；我是迟了三年翻译的这本书，也是三十七岁。三个“三十七岁”赶在一起，说奇妙也够奇妙的。
然而，不同的是作者、译者写下“三十七岁的我”的处境。先看作者村上：“雅典一家低档旅馆的房间里连张桌子也没有，我每天钻进吵得要死的小酒馆，一边用微型放唱机反复播放——放了一百二十遍——《佩珀*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一边不停笔地写这部小说。”
再看我这个译者。你别说，我的处境好像还没那么低档。住的是破格提为副教授后分得的两室一厅，桌子不但有，还是新的，请木匠师傅新打的“两头沉”，还煞有介事地配了一把减价转椅，唱机也不是村上那种“随身听”，而是留学回来在友谊商店买的免税组合音响。播放的乐曲也不是西方流行音乐，而是中国古琴曲“高山流水”——知音！
星移斗转，月落日出，现在已经过去了33年。翻译之初，“三十七岁的我”身上还多少带有青春余温，大体满面红光、满头乌发、满怀豪情，而今，即将年满七十岁的我，残阳古道，瘦马西风，“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不过，令人欣慰的事也至少有一桩，那就是我的翻译业绩，迄今为止，厚厚薄薄大大小小加起来，我翻译的书起码有一百本了。翻译过的作家有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小林多喜二、太宰治、川端康成、井上靖和渡边淳一等十几位。以作品言之，《我是猫》《罗生门》《金阁寺》《雪国》《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分外受到认可与好评。
当然，最有影响的是村上作品系列，包括《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奇鸟行状录》和《刺杀骑士团长》在内，由我独立翻译的有四十三本，与人合译的有两本。这四十几本沪版村上，截至年12月底，总发行量超过万册，读者人数则远大于此。这其中，《挪威的森林》总发行量超过万册。也就是说，我这支自来水笔涂抹出来的译文，已经摇颤过数千万读者的心弦。用一位读者的话说，如静夜纯美的月光抚慰自己孤独的心灵，像小河虾纤细的触角刺破自己的泪腺，又像远方炊烟袅袅的小木屋引领自己走出青春的荒原，或者像一片长满三叶草的山坡让自己抱着小熊在上面玩了一整天……
美国著名华人学者李欧梵教授在他的散文集《世纪末的反思》中，将《挪威的森林》列为二十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十部文学译著之一。进入二十一世纪，《挪威的森林》入选“金南方·新世纪10年阅读最受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