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是地域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大历史的影响下，在中华文化规律的支配下，沿着中华文明的方向向前发展。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湖湘文化对中华文化也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历史上有三次，周敦颐时期、王船山时期和曾国藩时期，湖湘文化返本开新，开拓创新，回答了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与时俱进。
“屈贾之乡”与楚汉文化
在先秦和两汉时期，湖南相对偏远和落后，人口比较少，没有形成独立的行*区，湖南文化只是楚文化和汉文化的一部分。湖南本土当时没有出现重量级的文化代表人物，我们把屈原和贾谊当作湖湘文化的奠基者和代表，把湖南称作“屈贾之乡”。曾国藩在《湖南文征·序》一文中，把屈原当成湖南人文的始祖。两汉董仲舒“独尊儒术”，对湖南的影响不大；贾谊对湖南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也没有形成气候。况且，由于经学的引导，汉学对儒学本身的发展作用有限。
由于当时偏远的位置和潮湿的气候，秦汉以来，湖南成为朝廷流放贬谪官员和士人的目的地。屈原、贾谊开了个头，也为湖湘文化的形成开了个头。唐宋时期，由于贬谪或其他原因到湖南的人越来越多，数百位知名的文化人和官员到了湖南。他们的精神和文字，成为湖南宝贵的精神财富。湖南近代学者李肖聃创造了一个词，叫做“流寓文化”。柳宗元、刘禹锡、王昌龄、秦观、滕子京等等，以及杜甫、李白、韩愈、朱熹和一大批到湖南的为官者和旅行者，包括一些大书法家，都成了“流寓”湖南的文化人。以至于范仲淹说，“迁客骚人多会于此”。陆游说，“不到潇湘岂有诗”。毫无疑问，“流寓文化”客观上大大加强了湖南与全国文化的交流。
道家文化作为楚汉文化基因，与湖南本土的“蛮”文化一道，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作用。李泽厚先生说中国文化有一个“巫传统”，根源在湖南、湖北，“楚辞”传承了巫文化的大量信息。“巫”即“道”，楚地为道文化之根。历史上有一种说法“亡秦必楚”，刘项皆为楚人，老庄亦是楚人，所以亡秦是楚。影响深远的楚文化是通过汉文化、道文化到湘文化的脉络延续下去的。到了隋唐，佛学盛行，湖南跟全国一样，出现了佛家发展的兴盛时代。长沙、南岳建设了大量寺院，禅宗对两湖、两广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佛的流传成为后来“理学”沉淀于湖湘的土壤，道佛思想成为湖南与中原和全国联系的纽带。后来的周敦颐也证明了这一点。
“吾道南来”与“道南正脉”
宋朝时期，湖湘文化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从魏晋南北朝到安史之乱、五代十国，中国北部和西部的不安定因素使得经济文化中心向东南倾斜，到了宋朝，边疆防御不力，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地袭扰，经济文化重心南移，长期战争和动荡引发民族文化焦虑，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融合碰撞，激发了河南、陕西、湖南和福建等地的文化反思，濂洛关闽诸学派兴起，开辟了儒学的新阶段。文化资源转移到南方，湖湘文化得到发展的机遇，湖南加入了这场历史性变革，对中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历了几百年动荡不安，国家和人民迫切要求安定；儒、佛、道三种文化长期并存，彼此竞争，儒家文化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