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思想影响下产生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促进士人亲近自然，崇尚自然，而随着山水审美意识的萌芽，自然开始呈现审美性的特征。例如从《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品藻中可以看出自然意象的凸显。人物品藻源于汉末以来*治上的“以品论人”制度，发展到曹魏时实行九品中正制。东汉末年社会矛盾尖锐，文人开始通过品论人物的清议来造成社会舆论，与黑暗现实作斗争，因大量的太学生被杀，清议从此被禁锢。士大夫在此背景下开始转向崇尚老庄，通过隐逸山林来保持高谈论阔，转向谈玄、谈理，清议也由此转化为清谈。
一、看人物品藻的变化
“人物品藻，也就是对人物的才能、德行、风采等等的品评，”人物品藻强调以人的内在精神来品评人物，将人的才性、气质、性格、能力放在重要位置，通过外在形象观察人的本真。
《世说新语》在《人物志》的基础上实现从*治到美学上关于人物评价的转变，在《世说新语》中关于人物品藻的评价是魏晋时期最集中、最精彩的记载，品评的标准取决于个人的才能、智慧、风姿和神貌。从美学方面对《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品藻进行分析：首先是认为情感是人最本真的体现，对情感的重视就是对审美的重视，主要在以理节情，发乎情，止乎礼义。例如山简因为王戎的儿子死了安慰他，王戎回答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山简听到后也悲痛起来，王戎说这是因为人是有情感的，这是人最本质的特征，肯定情的地位。“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恒子野将自己的情感与自然景物融为一体，体现出深厚的情感。其次通过思考人生的价值体现人的觉醒，从而注重雅趣。魏晋时期士人饮酒成风，“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刘伶借酒排遣自己的抑郁之情，在欣赏自然山水的美景中忘记仕途的不顺、生活的艰辛，体现出对生活的享受。在日常生活中士人任诞但不失风度，用家人的聚会来体现着雅趣。
在人物品藻中最能看出美学色彩的是对人物容貌的重视，通过外在形象判断人的美貌。从《世说新语》中说“何平叔美资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魏晋时期人们爱美是一种潮流，潘岳有着十分貌美的容颜，当她出去时大家都夸赞，而左思具备才情但不如潘岳貌美，出游时遭受大家的嫌弃。
其次人物品藻也注重气质和风度，注重对内在精神的生命观照。风度包括通过观察外在形象了解内在本质，风度体现在将人的外在形象与内在素质结合，理性内容和感性形式结合，因此风度在人物品藻中具有一定的美学意义。“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范豫章谓王荆州：卿风流隽然，真后来之秀”，都可以看出魏晋时期重视用美学思想来品评人物。在魏晋时期以自然界的美概况人物品格的美，刘纲纪先生认为形神、气韵等美学概念的形成与魏晋时期人物品藻的发展相联系，在人物品藻的风气中自然而然的出现和接受。
人物品藻的形成以高度简练，优美的形式给魏晋时期的审美方式提供帮助。人物品藻虽然源于*治品鉴，但已经实现超越一切功利转变为审美，从外在形象对人的本质、性格进行了解，转变到从内在对人的美进行审判，实现从“人伦美向人格美的审美文化转型。”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对人的价值进行思考，从人物画的盛行之风中可以看到人物品藻的风气，例如顾恺之对人物神的重视逐渐发展到山水画上，达到“神飞扬，思浩荡”的精神感受。因此在受到玄学影响下的人物品藻在内容上发生变化，实现从外形的形到内在的神的转变。
随着自然山水审美意识的出现，自然开始呈现审美化的特征，以游仙诗和山水诗为代表的诗歌创作中能看到自然意象的凸显。玄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老庄的思想为根本，所产生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使士人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推崇回归自然的社会风潮，在这种社会风潮下对游仙诗的创作起到影响。
阮籍、嵇康作为正始时期的代表诗人，借游仙诗咏怀，用创造理想的玄境体悟玄理的自然之境。魏晋以前的山水诗歌都是将山水放在现实中，但魏晋时期的游仙诗中很多的诗作都寄托诗人的想象和联想，将崇神的心理和人类的想象力进行结合，使崇拜神灵的思想在游仙诗中得到继承发展，让游仙诗中的自然成为逃避现实束缚的神仙居所。
将自己现实中的情感和欲望寄托在诗歌的创作上，让游仙诗带上入世的思想，包括追求长生自由的思想。通过分析游仙诗发现与宗教、神话、哲学的渊源，并且从游仙诗中感受到神仙道教的美学思想，此外诗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将长生不死视为大美，体现出道教以长生为最高境界的宗教追求。
二、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游仙诗
正始时期的游仙诗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借游仙诗体道、体玄，宣告游仙诗的改革。从嵇康的游仙诗中能看出对名教进行否定，以此表达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想法。他的游仙诗中表现出对知己的追求和理想状态的向往，也感受到对权利争斗的厌恶心，例如“得失自己来，荣辱相蚕食。”嵇康为了保持高洁的态度而产生避世的思想，以此表明自己向往逍遥的理想境界。
从嵇康的游仙诗中能看出名教与自然的冲突，希望回归自然，隐避山林，他选择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是对人生理想的反映。嵇康的选择使他在诗歌中获得心灵的自由，嵇康与阮籍的不同在于虽然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仍能坚持自己的想法，在游仙诗中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以及游仙出世之心。罗宗强先生说：“他追求的是一种心境的宁静，一种不受约束的淡薄生活。”动荡的*治使嵇康寄怀于仙境，诗中有强烈的游仙欲望。表明嵇康希望自己成仙后丢掉尘世的烦琐，过上神仙逍遥自在的生活，他想沉浸在自己的神仙世界中来才能摆脱现实的累赘。“乘风高逝，远登灵丘。托好松乔，携手俱游。几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寄灵岳，怡志养神”，表现士人渴望进入仙境，希望与神仙游玩，在仙境中怡志养神。
阮籍从小便渴望建功立业，将抑郁痛苦之感寄托在诗歌上，使自己的精神得到解放。他本有雄心壮志没有实现，经常喝酒畅饮来感慨人生短暂，因权利的纷争充满虚伪奸诈而伤心，以此追求神仙那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以老庄玄学的仙心阐述自然之道与人生的哲理。
阮籍的游仙诗主要感慨人生短暂，以宽阔的视野和自然的意象表达强烈的生命意识。罗宗强先生说“阮籍的一生始终在现实与自我理想的冲突下矛盾的生活，在苦闷的生活中希望得到解脱，在幻想中感受生命的无常。”例如“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
阮籍希望回归自然，在诗中寄托内心、追求自由的思想，从诗中知道求仙的目的并不是希望能延长生命，而是希望能够远离社会的禁锢、获得精神的慰藉。阮籍用理性的眼光站在神仙世界之外，与神仙世界若即若离，渴望以神仙之游慰藉苦闷的心灵，但是他对神仙的存在是否真实保持怀疑，在矛盾中宣泄浓烈的生命情怀。
三、郭璞的游仙诗
郭璞的游仙诗主要表达有识之士对仕途的失意，以此抒发苦闷的情怀，以隐逸之心写游仙，把隐逸生活看作游仙诗的主要内容，在诗中有向往归隐的情感体现，表现出复杂的时代感情。例如：“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通过隐居解决成仙的问题，使自己成为人间仙人，用人仙共游的诗作来表达对隐逸生活的肯定。“吞舟涌海底，高浪驾蓬莱”“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诗中主人公生活在人间仙境中，过着仙人般的隐士生活，与神仙相处融洽，有人仙共游的场景。
山水体玄和道是郭璞游仙诗的主要目的，例如：“啸傲遗世罗，纵情在独往。明道虽若昧，其中有妙象”，体现出《画山水序》中的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的特点。郭璞的游仙诗超越典型的玄言诗和游仙诗，通过以隐逸为主旨来表达山水的情怀和艳逸的风格。郭璞向往山林隐逸的生活，将山水自然作为独立的审美客体，将自己的愿望放在自然山水中。“泊和损平，莫惨于扰，诗詠萱草，山经则倏。壑焉遗岱，聊以盘游”，因内心的苦闷而隐居山林，玩赏游乐。
郭璞作为游仙诗的集大成者，从《楚辞》、《山海经》中吸取神话故事，使修道之人进入山林得以清净达到修炼的目的，诗中包含对生命无所掌握的悲哀，体现了个人理想的追求。而对仙山的描绘以及向往之情是神仙道教思想的表现，同时现实的无奈让他从现实转到仙境的想象中，由此可见郭璞诗中的神仙世界是源于神话、宗教、道教神仙思想。他的游仙诗描写的重点是展示神仙世界；其次在诗中充满丰富的想象力，通过描绘自然山水透露出山水的审美情怀。
在嵇康、阮籍的游仙诗所描绘的仙境中体现道家的理想人格境界。阮籍、嵇康的游仙诗逐渐放在精神的愉悦和意志的逍遥上，其中阮籍的神仙世界是难以接近的，而嵇康的有所人性化，虽然不能自由的进入仙境，但能够同乐。阮籍追求超越现实，嵇康则是超越心灵，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是从现实出发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借游仙诗抒怀。郭璞的游仙诗在继承阮籍、嵇康的基础上表现玄学理想境界的内容。阮籍、嵇康注重主观情感的观照，延伸到客观山水草木的观照。
郭璞继承阮籍、嵇康的游仙诗后将玄言诗中表达的*治情怀转变为诗人游玩山水的愉悦之情。总之在玄学思想影响下的嵇康、阮籍、郭璞的游仙诗呈现超现实色彩的淡化，所描写的仙境接近世俗世界，希望在游仙归隐中精神能够得到休憩。通过对阮籍、嵇康、郭璞的游仙诗进行分析掌握长生不死的神仙道教思想，通过对服药成仙，在仙山中修炼成仙等生活方式的了解，进一步反观神仙道教思想，以及对神仙道教思想中的自然审美意识进行体会。
总结
可以了解到自然审美观的初步形成在思想观念上的转换与当时的玄、道以及佛是有关的。在以玄学为主的思潮影响下，士人逐渐亲近自然，置身于自然山水之中，开始以美的眼光欣赏山水，逐渐地形成山水审美意识。而随着山水审美意识的萌生，自然开始呈现审美性的特征，而自然观的审美转换呈现在种种的实践创作之中。
例如《世说新语》当中的人物品藻开始从外形对人的本质、性格进行了解，转变到从内在对人的美进行评价。以山水诗和游仙诗为代表的诗歌创作在自然观的审美转化中逐渐呈现自然意象的凸显，士人在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的影响下，开始推崇回归自然的风潮，而这种风潮对使诗人的诗作内容趋向于山林化。与此同时，山水画的创作也是在魏晋时期自然审美观转换的背景下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