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与入世庄子一直都被认为是以出世者的形象存在的，他的人生观也是充满着消极、被动的色彩，其实不然。朱光潜在《悲剧的心理学》中论及老庄的处世态度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这个评价是极其恰当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无为”也是一种“为”的生命姿态，在寄托遨游的同时，庄子在书中也提到了许多救世的问题。庄子在《让王》中写道：“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就明确地表现了他隐退后依然对*治对百姓的关怀担忧与自己追求安命无为、精神自由之间的矛盾。
他一面不断地追求自己逍遥无待的最高精神境界，一面却又无法真正忘记现实社会。胡文英在《庄子独见》中评论道：“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肚。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庄子最是深情，人第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栖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栖园之哀怨在万世。”庄子不是一个彻底的逍遥避世的隐者，而是像孔子所说的“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高人，是游离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思想者。他选择的救世方式是，面对“昏上乱相”的社会，以“安之若命”的方式为世人寻找现实的避难所。而他对社会现实、对统治者的讽刺批判，正是他“入世”的一种表现。
蒲松龄在《聊斋》中传达出的修道成仙的思想就与庄子的出世思想有关。仔细阅读《聊斋》你会发现，蒲松龄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极深，书中许多篇目描写了除人类社会以外的另一个天地——神仙世界。他向往着终有一日可以修道成仙，摆脱俗世对身心的束缚和困扰，进而可以像庄子一样过一种“逍遥无待”的日子。蒲松龄学习庄子的文学创作方法，借助想象力创造出众多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来表达一种思想，寄托一种美好的情感。蒲松龄青年时期就曾写诗表达过对仙界的向往，他在一首《途中》诗中写道：“途中寂寞姑言*，舟上招摇意欲仙。”只是年少气盛，不肯那么轻易的与现实妥协。
大约在他三十三岁时，在毕家坐馆的日子里，他不断地参加考试，不断地败北。他忽然有些领悟，有些东西“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科举制度的黑暗、“文章憎命达”的宿命，都决定了他这辈子也许都无法考取功名，他近乎绝望地写道：“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膺，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南山是有名的道教道场，每每铩羽而归的痛苦更加坚定了蒲松龄对功名的舍弃。在他大约52岁的时候，又经历了一次科举的失败，他的妻子刘孺人说道：“君勿须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蒲松龄彻底意识到科举考试已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太多的不愉快，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注，而他已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在这件无谓的挣扎里。
以后的日子里，他渐渐地安心于做一个普通平凡的教书先生及进行文学创作，他除了修改、润色《聊斋志异》外，还写了《农桑经》、《日用俗字》等关于农业稼穑的通俗读物，正如他在《农桑经》序言中所说：“要使纨绔子弟，抱卷书生，人人皆知稼穑。”这时候的蒲松龄内心早已趋向平和，他淡化了儒家强烈的入世精神，同时吸取了道家抱朴守拙的超然心态。这使我们想起了另一个深受庄子熏陶地“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陶渊明，两者是何其的悠然自得。“得志于时而谋天下，则好孔孟；失志于时而谋其身，则好老庄。”入世时不沉迷权贵，出世时不遗世独立，皆保持着个人独立的文化品格。
重新审视庄子和蒲松龄的人生观，我们发现他们的处世思想本质上都有一颗入世之心，即使在出世的状态下也没有忘记社会责任和道义，退隐只是不想和现实妥协，是受社会现实所迫。庄子是在入世和出世之间活得最洒脱的人，他的“无为”并不是消极的“无所作为”，其蕴含的哲学意蕴是指人在不违背自然规律下的“作为”。蒲松龄深谙庄子出世之道，在厌倦世人无谓的纷争和抛弃自我存在的俗世追求后，转而将出世的情怀带到了现实生活的层面。其实，入世、出世都是人生处世选择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入世是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出世是命运给我们的生存空间留下的另一种可能的足迹。庄子的“浪漫思想，诗意，崇拜天然，际乱世之秋，宽解了不少中国人的性灵”。总之，道家为饱受肉体或精神苦难的人们提供了一条安全的退路。
批判与孤愤社会批判意识是人在悲悯情怀下表现出的自我觉醒的精神，即摆脱小我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