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兴/SunZhouxing
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此次与孙周兴老师的会面，除了哲学学术上的聆听指导，更有幸邀请他以策展人的身份为我们策划年底的这场收官之展。围桌而坐，孙周兴与学生间的探讨轻松而深入，末了，呈现给我们初拟的展陈效果，已足够让人眼前一亮。
从展览内容到展陈形式紧紧贴合的主题“无物之物”，首见于鲁迅《狂人日记》里有着“铁青的脸”“白厉厉的牙齿”“抹着人油的嘴唇”的形象；而在《这样的战士》中，“无物之物”们改换了衣装，是穿着时髦衣冠的“文人学士”，比之野地荒冢中“女*”的“粉黛”,他们的“好名称”、“好花样”又更带“文化”色彩，然而浓艳太过,反泄露出其“文化”不过是一种魅人的赝装。
“无物之物”聚而成“阵”以众数出现，而战士则始终以“他”即少数存在。坚守在这“无物之阵”中和“无物之物”斗争,哪怕是己身“荷戟独仿徨”的独战，哪怕“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也要在“韧”战中咬住敌人，纠缠不放。
一如鲁迅贯彻一生的“抵抗”之举，又如鲁迅贯彻“抵抗”这一行为本身所持守的姿态，同样对照当下语境，孙周兴以哲学学者的身份策划此次展览这一前瞻性的跨界艺术行为，何尝不表明了他以创造“抵抗”同质与平庸的决心。
过去的人们常常将意义的问题寄托于上帝、神明等超验事物，直至19世纪，科学与技术进入发展的兴盛期，进化论刚刚被提出，虚无主义尚未显露端倪。而随着人类对世界运行规律的探明，尼采在年终于说出“上帝死了”，这般狂飙突进地，在刹那间宣告了“虚无时代”的来临。
上帝之死意味着什么？对于无神论的人来说，这本可以是一句掷地无声的话语。然对于深受基督文化影响的西方社会，这是一种道德基础的崩塌，人类感到突然被抛进了“冰冷、黑暗的众神遗弃之地”，善恶是非开始混淆，人群由此告别崇高，技术的精进昌明之下，日常生活却只剩“可怖的单调感”。
后来，海德格尔亦在《尼采》这本书当中特别解释了“上帝死了”的含义，他说，这意味着，“虚无主义者”这个最可怕的客人已经站在门口了，他开始敲门了。
无形的敌人，无解的矛盾，一如面对无物之阵般迷茫不安，普通人的精神逐渐千疮百孔，而不论何时，真的战士总会挺身而出，穿越贫瘠的大地，以精神之建构，去寻找生存的勇气和生活的意义。
在当下社会亦然。“人的感知经验逐步落空，基因工程更可能在智力和知识结构上把人拉平，个体扁平化、同一化、集约化，个体自由解放的人类理想，可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面前被消灭”，哲学学者孙周兴感叹，“如何保护个体自由以及让个体有进一步创造的空间，将变成以后人类文化的一个很核心的命题。”在这个由技术主导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寻找生活的意义？这似乎成为了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难以回答却又不可逃避的相似问题。
于是，循着尼采与海德格尔的先声远影，孙周兴提出“未来哲学”，以弥补“上帝之死”的意义缺位，重建生活世界的经验。他认为未来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批判，必须要与艺术联姻。
当杜尚把小便池带进展厅，艺术变了；当安迪·沃霍尔将罐头复制到画布上，艺术商品化了；当毕加索将画面肢解得支离破碎，古典审美成了过去……正是这些看似闹剧的艺术行为让曾经认为当代艺术“不怀好意”的孙周兴也不得不承认，当代艺术家们通过创造性的语言述说着许多人想说却不敢说的话、做着想做但不敢做的事。
多年以前，孙周兴轻松地逸出哲学，开始涉猎艺术现象学，一如其友寒碧所赞，“沿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思考，或沿尼采关系艺术的感受，延伸、扩充、会通，強化着绝对精神解体，以构建未来思想愿景”。
在年的“未来艺术论坛”上，孙周兴提出《艺术的意义在于创造生活的神秘感》；在年，他又在《艺术的意义和方向》的发言中反复强调一个关键词“抵抗”。从阿诺多“艺术是一种否定和抵抗的文化样式”，到博伊斯“人人都是艺术家”，再到安塞姆·基弗以创作“抵抗”世界的崎岖，最终由孙周兴总结为抵抗同一性哲学和启蒙现代性、抵抗同一性制度和同质化生活以及抵抗技术文明对个体自由的抑制。“抵抗”作为一种基本的生存姿态，被艺术这一异质性的力量承担而起。
孙周兴认为，以创造抵御同质和平庸，是当代艺术的基本动因。
然“抵抗”一定是消极的吗？孙周兴直言，反之，它是一种尼采式的积极的生活姿态，亦是海德格尔式的“先行到死”的人生态度，在变动不居的时代洪流里，以精神构建稳定之自我，以精神呼唤真实之自我，以精神延展创造之自我，抱着“向死”的觉悟，积极地面对生活的本相。
再回归到孙周兴本人以及策划这场展览的动因。或是出于对鲁迅的喜爱，又或是他想为被称为“中国尼采”的鲁迅“正名”，这些搁置不提，他本人倒是与鲁迅有几处相似。
他们都出生于浙江绍兴，他们都喜爱喝酒。初见面，一句，“走我们一会去喝酒”，带着绍兴口音，立刻与他的学者形象打了个反差，以至于我们本着职业操守，不得不拉着孙老师再三交谈。好在酒瘾上来了，他倒也能耐着性子任我们“摆布”。
孙周兴喜欢说“农民”一词，有时贬有时褒，当有人妄言“农民是刁民”时，他不无“骄傲”地指出，自己就是农民出身。他说自己身上有着农民的脾性，愿意用农民的眼光看问题，因为越简单朴实越易洞悉。
哲学家、思想家、翻译家等众多头衔傍身，孙周兴的身上却无一点书呆子气，他总是生机勃勃，行而善其所乐。虽未发展成一个“学究”，然他也有极为严谨，说一不二的时候，如他主译《海德格尔文集》30卷、《尼采著作全集》14卷。
海德格尔和尼采，是他学术生命的根基。他曾直言，如果我们的比较哲学研究最终只是得出结论，西方人说到的东西我们祖先早都说到了这种结论，毫无疑问是浅薄的。这种带有东方主义眼光的比较是没有任何生命力的。
他的身上似传承着海德格尔和尼采的精神使命感。比如说，他主编了《未来哲学》丛书和《未来艺术》丛书。他说，我们需要将哲学和艺术这两个相对独立的力量结合起来，去重新考量和改变世界，以抵抗技术带来的精神虚无。此外，无论什么时候，哲学和艺术都应当根据当下生存的经验，审视自身动态的位置之后，再去追求思想的未来可能。
从哲学到未来哲学，从哲学到艺术，从当代艺术到未来艺术，他又与友人一同创办艺术与学术机构“巽汇”，主编思想辑刊《现象》，跃然艺术世界，行跨行越界之举，寒碧常笑侃他“精力过剩，花样繁多，非要琢磨个新门道，不管不顾地往前走”，却又深以为意，明晰他如网状的铺陈，背后始终有个总纲，即反思和重构生活世界经验，来想像与著明个体实存自由。
正是因为他没有失去“农民”的眼光，才没有与居庙堂之高、在词藻中遨游的学者归为一类，才得以深深扎根土地，做到与西方相互凝视反思，在幽远的文化本源中寻找着通往未来的蛛丝马迹。他身上的可贵之处，便在于这许多学者未曾有过的“农民”气性。
20世纪60年代出生于绍兴南部偏僻乡村，高考第一年孙周兴没考上中专，差点去做了泥瓦匠，不信命的他复读一年，年考上了浙大地质学系，然而他马上发现自己兴趣不在此，于是，毕业三年后，孙周兴重回浙大，考取哲学研究生，从硕士一路读到博士。此后的经历，看起来顺风顺水，学习德语，研究哲学，翻译哲学名著，30岁被聘为杭州大学副教授，33岁成为浙江大学教授，36岁已经是浙江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了。但这背后的辛劳付出，却是不足以为外人道的。
孙周兴常言“抵抗”，自己的经历又何尝不在印证着“抵抗”。
他亦直言不讳，“有很多人说抵抗是无效的，最终不会成功，我也承认这一点。但是我还有个说法，虽然我们知道抵抗是无效的，但是我们必须摆出抵抗的姿态！
在《野草·这样的战士》中，鲁迅竟说“‘无物之物’将是‘胜者’——这话丝毫没有颓丧之意，倒是传达了当代艺术和当代生活的豪迈之气。”
一如鲁迅深知“无物之物”将是“胜者”，却始终以“韧”战咬住敌人，纠缠不放；“韧”是理性明彻的照耀，是信仰的坚持，是意志自身的活动，是生命之流的无止息的绵延。不同于孔子的“上朝廷”与老子的“走流沙”，现代的思想战士，坚定地独立于旷野和荒漠之上，“不克厥敌，战则不止”。
故而孙周兴才能将一切跨界背后的坚持坚守当做笑谈，故而他深知人是有限的存在，人生的虚无本质，却依旧呼唤“以创造抵御平庸”，他说人总是能够重新开始，以此来告诫我们积极地面对世界的无常。
因为，“韧”战中的抵抗，像是一门艺术，姿态比结果更重要。不在于生命毫无毁损的保存，而在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充分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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