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吴学良：作为一名拾荒者，我曾经耕耘过
吴学良先生出生于年，出生地就在水城县一个叫场坝的地方。他的父亲好读书，博古通今，在父亲的教诲中，吴学良年幼的心灵里种下了文学创作的种子。在他成长的地方，不仅商品琳琅满目，各民族文化的交融，神秘的故事和离奇传说，也如古老的水城河一样连绵不绝，吴学良在这光色层叠的文化浸泡中滋养了整个学生时代，也凝结了他对故乡无限依恋的家园情结。
年，六盘水市文艺理论家协会为了在年12月18日庆祝六盘水市建市四十周年，展示六盘水文学取得的成就，拟编辑出版《中国凉都文学大系》丛书。吴学良先生费心准备，全力促成此事。但由于多种原因工作夭折。
然而我们从中并不难看出作为六盘水文联副主席，吴学良先生的责任与担当。下面，让我们一起跟随即见记者的笔触，走进他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吴学良，年生，贵州省知名作家，六盘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著有散文诗集《枫的季节》，散文诗集《生命痕迹》、《摆渡红尘》，文学评论集《割裂与整合——贵州西部文学印象》，文学史专著《序曲与落幕——二十世纪六盘水文学概观》等一系列文化专著。曾获贵州省文艺奖、六盘水“五个一工程“优秀奖等一系列人文社科类奖项。
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在他的笔下，故乡的人事与风韵如水一般地沉淀入历史深处的掌故和传说。
作为一位作家，他的学养与文学功底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积月累，日益厚重。而作为一位学者，他深感文化、文艺理论研究的任重道远。
关于成长
即见记者：吴学良先生您好。我知道您“出生”于“文革”末向改革开放过渡的时期，从出生到现在，您都住在六盘水，可以说您见证了这个城市在时间维度上的成长，又或者可以这样说，这个城市因给过您一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而成就了今天的您。今天的访谈，我想跟您聊聊您曾经的故事。
Q：资料显示：幼时，您父亲在税务局工作，但因“三反五反”被打成“贪污犯”和历史反革命，这让您的父亲绝然放弃居民户口，回乡务农。您提过，您曾看到您的父亲因为“成分不好”问题，在公众场合义务打扫卫生、参加修水库等辛苦劳动。我想：您那时大概是七、八岁，这对您的自尊心会不会是一种很大的打击？当时的生活大概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您有没有想到过要改变、或是如何改变当时的那种生活呢？那段日子对您后来的生活又有怎样的影响？
吴学良：
七、八岁时，我还是懵懵懂懂的。只知道父亲和当时极少数人在当时百货大楼前义务打扫卫生，清理粪水沟，同学放学时都要经过那里，心里觉得他们知道父亲是“坏分子”，自尊心还是受到刺激，却又无可奈何。
后来到读四、五年级的时候，记得父亲在老城东门口去义务收割水稻，那里历来都是近乎沼泽之地，哪怕是秋天，稻田水已被放干，可还需穿着雨鞋去，在田里多走几个回合，水就会浸透出来。父亲回来时，身上衣物总是没有干净之处，脸上被黑泥敷得东一块、西一块的，用民间的话语来讲，像“泥母猪”一样。
那时的生活很苦，在计划经济模式下，油水不足成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包谷饭、老酸汤让人无法回避的选择，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有些人家连肚子都填不饱。一条街上连像样的瓦舍都没几户，大多是茅草屋，除粮食局、商业局、国营食堂的房子好点而外，其他的房屋晴天茅草飞扬，需要及时想办法把掀开的地方补上。
因为建材少，雨天漏雨在所难免，记得有一次夜晚下大雨，雷电交加，母亲和哥嫂们连夜起来，用一口大铁锅架在楼上，不停地从山墙边往外舀水，直至雨停。
那种年代，想去改变什么不是我这种年龄的人思考的问题，但那样的生存状态，现在想来也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如今生活条件好了，也难免会怀旧，会更好地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生活愿景。当然，这对我更好地认识时代变化，对我在创作和研究上是有极大帮助和影响的，至少是它让我看清了社会进步的一面，才不至于去更多地去表现负面的东西。
关于选择
Q：您父亲转成农业户口以后，家里只有您和您的母亲仍是居民户口。您当时知不知道这意味着您可能会因此上山下乡，也有可能成为那场规模空前的“革命运动”的牺牲品呢？您又怎样看待您母亲的决定呢？
吴学良：
母亲是一个非常睿智的人，想起她我会常常流泪。在后来的日子，事实证明母亲坚决不同意父亲要把全家转成农业户口，要以“小马随娘走”为由把我和她办成居民户口的选择，是绝对正确的。至少，有定额供应的大米、面粉、玉米、红苕干、菜油等粮油，对家里的生活也是一种缓冲和补缺。
爱母之情将凝结也那时年龄小，还没有想到过长大了去做什么，当然更不会想到如你所说的“有可能成为那场规模空前的‘革命运动’的牺牲品”之事。面临着选择，大约是在读五年级的时候，那时像我们这种成分不好的家庭，是不可能上初中的。能上初中、高中、推荐上工农兵大学，那是贫下中农们子女的事。
因而，小学毕业，我可能要么去当小手工工业者，要么就去上山下乡，当时觉得能上山下乡，还是一件幸福的事呢，更不懂那是一场化解社会矛盾的*治决策。
Q：事实上，您父亲对您提过，他希望你要么上山下乡，要么学一门手艺当一个“刮刮匠”（理发师）。用您父亲的话说，“天干饿不死手艺人”。如果那时您听从您父亲的建议，想必您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您的人生轨迹也会大不相同。那么被父亲告知这件事后，您是怎样想的呢？您有没有做出怎样的行动？回想年少时，那些与您交好的伙伴，是否与您有同样的境遇呢？
吴学良：
是的，父亲在我读五年级的时候，和我提过当“刮刮匠”（理发师）的事，“天干饿不死手艺人”也是那一代饱经*治风雨的寻常百姓最普遍的认识。关于这件事，父亲隐隐约约中透露过，连拜的师傅都已经有意向了的。那时年龄小，就业的渠道也没现在多，自己无非是汪洋中的一条船，只能随父母做主。
至于童年那些交好的伙伴，也与我一样，因为粉碎“四人帮”，因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我们都避免了当知青的命运，又因为国家恢复高考，每个人的拼搏不同，自然就各有各的人生。
Q：我想，相较于“真正意义上”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辈，您是十分幸运的。就在您即将在知青和理发师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年“粉碎四人帮”，动乱的十年文革结束，您的父亲得以平反，恢复工作。您也继续完成学业，并于年参加高考，那时的您自然没有77年高考时“老三届”那样的顾虑，并且成功考取了六盘水师范专科学校。
在师专毕业以后，您没有选择顶替父亲的工作，而是经历了一段教书与攻读本科学位交替的时光。以后的时间里，您开始进行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散文创作，并于年进入六盘水市文联担任编辑工作。这段时间大概是您真正开始接触写作的时候，但您也在同时遇到了写作和工作上的瓶颈。能具体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吴学良：
这是年的事情。那时我上高二，正准备着参加高考。初中毕业后，有不少没考上中专和高中的同学都去参加工作去了，我是因为受四兄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大专解决城镇户口，并参加了工作的激励，才继续求学的。
命运有时也很捉弄人，就在这一年，税务系统要在本系统内解决一部分人的子女工作问题，父亲平反退休后，也享受如此待遇。当时家里是想让我五哥去顶替的，因为他已结婚，不符合条件，剩下的人只有二姐和我具备这种资格。为这事，家里一直矛盾着，一度想让我弃学，这里面有着重男轻女的原因。最后还是四兄力排众议，觉得我的学习还可以，应该走参加高考的路，况且家里多有一个人有工作，也是一件好事。
就这样，年，我考上六盘水师专中文科，两年后参加工作，被分配到六盘水农校当中专教师。因为不甘寂寞，年又参加贵州省教育学院的成人高考，到教育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人的能力是和人的成长、成熟相辅相成的。我一直认为，在贵州教育学院学习，才是我人生最大的收获。
因为是成人大学，全日制大学的那些课程在读大专和复习参加成人高考时，我们已经滚过几遍，再用全日制大学的课本教学，现任已不合时宜。教育学院的课程不同，在全日制大学的课程上作了很大提升，而且大多都是专题性的，这些老师水平很高，在耳闻目濡下，进阅览室就成了学习的重要选择。
在此期间，我的目光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