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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之王》剧照
“是的，有时候人在故乡也会被他乡的精神所滋养。”
前言
和大部分生活安逸的北京土著不同，我因家庭变故，从小到大经历过不下10次的搬家，但绕来绕去，总离不开“南顶路”。这是一条位于北京中轴线南端的街道，往前数30年，北京人餐桌上的肉制品基本都来自这条街，因此它称得上是北京食品工业的摇篮。
年，我创业小赚了一笔，卖掉了母亲早前在南顶路买的一居室，再添了些钱在别处买了套小三居，彻底搬离了这条生活了20多年的老街。新家所在的街道宽敞整洁，但我却时不时想念起南顶路——尽管那里总是杂乱拥挤，空气中弥漫着若有若无的海鲜腥臭味，温州人的大嗓门随机在某个街角爆炸开。
偶尔休息日时，我会专程开很久的车回到南顶路，在小商品批发市场楼下的南方菜市场买年糕和米线，然后去吃一碗“迎春面馆”的*鱼粉。*鱼粉吸入口中时，我会想起往昔的日子，也会想起曾经同住在这条街上的邻居“小温州”。尽管我和他真正相处的时间只有短短两个暑假，但他却让我真正走进了温州商人这个群体，甚至间接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必须承认，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的精神世界更多是被温州文化所滋养的。
1
“顶”是北京百姓对碧霞元君庙的特有称呼。相传碧霞元君为东岳大帝的女儿，专司人间姻缘、祸福。北京有5座碧霞元君庙，以东、西、南、北、中5个方位来命名，合称“五顶”，其中的“南顶”碧霞元君庙，即南顶娘娘庙，位于永定门外大红门附近——这也是“南顶路”的由来。
建国后，这处碧霞元君庙被橡胶六厂拆除，改建为宿舍楼。南顶路街北的一片儿被划归为北京肉联厂职工家属院。街的东边是肉联厂的厂区，从那儿飘出来的血腥味、机器的轰鸣声一点不糟践，足够上千户打开窗户的居民雨露均沾。南顶路曾有过一段风光的日子，早前不但形成了肉、禽、蛋等副食品加工一条街，并且还伴随着北京人走过了艰难的票证经济时代。到了80年代中后期，北京逐步取消商品票证，市场放开，肉联厂的经营也逐渐困顿起来。
年，厂子彻底破产，年纪大些的人买断工龄，提前过上退休生活，年轻一代则各寻生路。肉联厂家属院也改名叫“南顶小区”，正式移交给物业公司，但老住户们不愿交物业费，所以卫生、绿化等服务约等于零，环境和之前没什么不同。
不过，此时小区里的居民倒是换了一大批——那时丹陛华小商品批发市场建成，不少温州生意人拎着大包小包搬了进来，开始把浙商文化注入这个街区。他们有点钱的租在单元楼里，没钱的就在小区旮旯低价租一处阴面儿的小平房，无论春夏秋冬总敞着门，方便扛着大包小包的货物进出。
随着这些温州人的到来，南顶小区几乎变成了半个货品中转站，引起了很多本地居民的不满。听老人说，那时肉联厂退休工人和温州生意人的冲突事件时有发生。
我父亲初中毕业后就接了爷爷的班，成了一名肉联厂的工人。他和我母亲于年结婚，赶在肉联厂破产前分到了一居室，3年后生下了我。我的童年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房子不大，只有42平，但胜在全屋朝南，阳光明朗时，整间屋子都会铺满金色。但又因是在顶楼，夏季极热。记忆中，初夏时分，底楼的奶奶家还很凉爽，我家的电扇已经辛勤地摇上了。
这类老楼每两层楼之间的缓台处都设有一个垃圾丢弃口，方便住户不下楼就能倾倒垃圾至底楼。这就让底楼的垃圾道成为耗子们的天堂，清洁工打开铁门回收垃圾时，总能看见营养过剩的耗子夺门而逃。它们多半眼睛通红，身体足有成人的小臂大小，常把在楼下院子里玩的我吓个半死。每次遇到这些不速之客，我都会嚎叫着狂奔回家，让父亲保护我。父亲似乎对这些耗子习以为常，有时还会坏笑着给我讲肉联厂工人们和它们斗智斗勇的故事，栩栩如生，听得我又害怕又好奇，久久不忘。或许也因为这些讲述，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学历不高的父亲便莫名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气质。
当然，父亲的工作和知识分子关系不大。肉联厂走下坡路时，他就考下驾照，成了一名大货车司机。别的货车司机常穿一身邋遢的工装，跑完长途回家不是喝酒就是*钱，父亲却总是穿着整洁的、带着皂香味的衬衫，闲暇时不是读书就是看报。他对钱没什么兴趣，家里的财务大权拱手让与我母亲，家务事也极少插手。
母亲和父亲的性格截然相反。她有着同龄人中少有的本科学历，在一所中学当老师，工作上和家务事上都是一把好手，心气儿特高，总期待着父亲能够改改淡泊名利的性子，去闯出一番事业，给一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
尽管二人有着如此多的不同，但小时候的我很少看到他们争吵。他俩更像是一对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室友，关系中总带着些许的疏离，即使有矛盾，也总是躲进卧室关起门来背着我小声争辩。
为了改善生活，父亲开始在跑运输之余做些小生意，例如倒卖秀水街的衣服，沿街售卖餐具工厂的尾货。但他实在是不擅长做生意，折腾来折腾去也没有赚来更多的钱，反倒是被一些所谓的朋友屡次坑骗。他和我母亲关上门争辩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多，那时的我还很小，虽然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但总觉得家里的气氛沉闷，就常常跑到小区里去乱逛。
父母并不太管我，只是叮嘱我少和温州人的小孩玩——在这一点上，他俩的意见倒是很统一。父亲认为温州人精于算计，和那些骗过他的人一个德性，他们的小孩肯定也是又奸又滑。母亲则认为那些孩子每天只知道在院子里疯跑，有些连普通话也说不利索，会把我带坏。
年，在母亲大胆的提议下，父亲辞去开大货车的工作，和一个同样离职的运输队同事凑钱买了一辆富康，一辆桑塔纳，合开了一家汽车陪练公司，专门服务那些刚拿了驾照的新手司机。当年驾考制度还不够规范，有很多人拿了驾照也不敢上路，所以公司的客源很不错。我们一家的生活逐渐变好，母亲也开始憧憬着未来有一天能够卖掉这套小房子，换一套位置更好些的两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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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市*规划的要求下，南顶路和南顶小区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造，坑洼不平的石灰路面都改成了沥青路面，灰扑扑的居民楼外墙被赭红色的油漆粉刷一新，老旧的平房经简单修缮过后，也显得不再那么破败了。
父亲对此十分不以为意：“这不过是老*瓜刷绿漆的表面工程而已，老平房里的下水道和电路还不是没人管？”我对这次改造倒是十分满意，因为我家楼旁的垃圾站被拆除了，清理出来的大空场被改造成了小花园，配合着4年后北京承办奥运会的春风，里面增设了不少健身器材，俨然成了小孩子的游乐园。这一年的暑假，我几乎都泡在小花园里，白天在那里和邻居家的小孩打羽毛球、扔沙包，晚饭后就蹲在花园的路灯下玩扑克牌。
我和“小温州”就是这样认识的。这家伙比我大两岁，又矮又瘦，眼睛却亮得很，透着一股聪明劲儿。他记牌很准，还会算牌，短时间内几乎赢遍了小区里的所有孩子，谁要是和他一队打“升级”，回家时总能赢一兜干脆面里的英雄卡，大家都愿意和他组队，我也不例外。
“小温州”本名叫陈志雄，是温州生意人的小孩，我们本地孩子都嫌他名字太拗口，不好记，所以就给他起了这个外号，他也欣然接受。“小温州”不是邋遢的人，但身上总有股子馊味儿，大概是洗澡不方便——我想起来天黑后总有些黑影在院子里的公用水龙头下冲洗身体，一边洗一边操着方言用吵架一样的音量聊天。“小温州”一家住5号楼后面没厨房没厕所的平房区，很有可能就是黑影中的一员。
熟悉后，我得知“小温州”的父亲在南顶路北边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开了一家铺子，主营内衣内裤和袜子。说是“铺子”，不过就是二楼电梯旁的一个摊位，我有时候会和他一起去帮忙看摊。我俩每次上楼，都能看见二楼围墙上的一个大广告牌，上面的外国男模和女模都只穿着内衣，笑得矫揉造作。“小温州”指着上面那个洋气的名字，说那是他舅舅做的品牌。
我问他：“你舅舅那么有钱，你家为啥还住在自行车棚边上的小平房？”
他也不生气，只说：“那是他的钱，不是我家的。”
我对他家卖的内裤和袜子兴趣不大，每次待不了多久就撇下他去三楼逛文具店和玩具店。“小温州”对此很是不屑，他说在他老家，生产文具和玩具的厂子比南顶小区里坏掉的路灯都多，如果我想要买什么的话，他可以用进货价卖给我。
我问他：“那你家为什么不卖玩具呢？”
他父亲笑着接过话头回答：“做熟不做生嘛！”
“小温州”对我这种无聊的问题不感冒，他只对记账、收钱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乐于向闲逛的路人推销自家商品。遇到顾客讨价还价，他总能一顿闲侃后，就将一件东西以高于进价两倍的价格卖出去，还让顾客觉得自己占了便宜。
“小温州”像是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向新世界的大门，让我惊叹不已。回到家，我兴奋地和家人聊起他的事。父亲听完，只淡淡地说了句：“这些温州人天生就会做生意。”那时的我还不知道温州人有着“东方犹太人”的别称，我只觉得父亲说得很有道理，又忽然想起父亲并不太喜欢温州人，后来再没和他提过“小温州”的事。
我父亲对温州人的态度，其实是本地居民们对所有温州外来户态度的缩影。在他们的口中，温州人还有另外一个代称——“南蛮子”。
“南蛮子”们有时确实可恶：每天凌晨4、5点，天还没亮，他们就从单元门或平房区鱼贯而出，用电动车载着摞成山的货物奔向小商品批发市场、轻纺城、纽扣城和温州鞋城，在小区里留下大量包装的废纸壳、胶带残骸和噪音。被吵醒的本地居民只能带着怨气起床吃早餐，开启一天的新生活。同样的扰民在晚间往往还要再经历一次，小老板们疲惫地拖着车子钻回单元楼后，时常还会有一些形迹可疑的女人来访，在楼道留下劣质的香水味和一连串的笑声。
北京本地居民对这些外来客的态度倒也并非绝对的敌视，而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情感——本地居民一方面极其看不上聒噪、忙碌的温州生意人，更瞧不起他们做的生意，但另一方面又钦佩他们脑子灵活，勤劳肯干，有着惊人的吃苦能力。两种情感的碰撞使得本地居民在教育孩子时颇有“融会贯通”的精神，他们经常对自己的小孩说：“如果你学习能像那些‘南蛮子’做生意一样肯吃苦，你早就是第一名了！”稍作停顿，又会迅速补充一句：“不好好学习，没有文化，以后你就只能像他们一样起早贪黑！”
后来，“温州炒房团”拉高了北京的房价，更是让本地人这种饱含仇恨的复杂情绪升了级，不过这是后话了。
“小温州”对小区里北京原住民们的评价同样不高。
那时，我们小区里有个肉联厂退休工人老李，时常拎着个酒瓶子闲逛，惨白的脸上总是一副醉醺醺的表情。但他为人和善，远远地朝人走过来时，永远是人还没到笑意先递过来。问他去做什么，他就抬起被卷烟熏*的手指，指指小区门口副食店的方向：“打酒。”
要是路上遇到小孩，他就从兜里掏出几块“酸三色”或者“大白兔”，笑眯眯地逗上他们一阵儿。我和“小温州”被他拙劣的魔术逗过几回，我们趁机近距离地观察了他的手，怎么也想象不出他当年抬手在百十来头猪面前指点江山的样子。
有人笑着骂他是“傻帽”，说老李你一次多买两瓶回家多好，老李就老实地回答：“多跑两趟能少喝点儿，只有去买酒的路上，瓶子才是空着的，嘴才是闲着的。”
“小温州”对老李嗤之以鼻，他认为懒惰是一种罪过，这种酗酒且无所事事的人更是不可救药的，“在我老家，这个年纪的人不是在田间劳动，就是还在做些小生意”。
我不理解“小温州”的看法，我本能地对这个温和、有趣的老工人充满了亲切感，他的和善、老实也正是肉联厂老一辈人所推崇的好品质。我听到大人们偶尔在议论他时用过“可怜”二字——据说他被迫下岗后分到的钱很少，如今过得非常艰难。那时的我还完全没法理解买断工龄、国企倒闭潮之类的事，更不知道一个老实人在面对这样的巨变时会怎样的无措。
我和“小温州”还没来得及深入地讨论整个话题，假期就结束了。“小温州”返回他老家的学校，因为他走得匆忙，我们都没有留下彼此的联系方式。开学后的周末，我曾想过要去他家的铺子问他爸爸要他的QQ，但总因为一些琐事而作罢，我们就此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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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这个举国欢庆奥运的喜庆之年，我父亲开办的汽车陪练公司却因经营不善倒闭了。母亲劝他重整心态后从头再来，说男人30多岁正是打拼事业的*金期，那么多北漂的温州人都发家了，我们这些有住房的本地人只要肯吃苦耐劳，一定也能东山再起。父亲却对创业这件事不再感兴趣，只想找份做驾校教练的安稳工作，尽管赚不到什么钱，但至少旱涝保收。
虽然开了几年公司，但父亲做生意的本事却没有什么长进，工作态度也算不上积极。母亲曾多次手把手地教他如何在网站上发布公司的广告信息，如何在各种论坛发帖宣传自己，他却无论如何都学不会，每次需要发布广告时，总是偷偷找我代劳——并非是他笨，而是他对各种新鲜事物都有着一种抗拒的态度。和无数从肉联厂走出来的职工一样，他更向往平稳而安逸的生活，当初开公司，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母亲的期待。
频繁的争吵没有解决他们的矛盾，年年底，他们的纠葛以离婚收场。车子被判给我母亲，南顶路的房子和我则归我父亲所有。此时我刚升入初中，学校在西单附近，从南顶小区出发要倒两趟车才能到学校。母亲不放心父亲照顾我，没有搬回娘家住，而是在我学校附近租了一处房子。上学的日子我就与她同住，周末再回南顶路的家——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南顶路的家。
母亲租的房子租金不贵，那是座年建成的老式筒子楼，据说早先曾是苏联专家的办公楼，就在西单电报大楼的附近，透过窗子可以直接看到长安街。但房子内部的环境却实在是糟糕：楼道里黑漆漆的，楼梯的木质扶手斑驳不堪，墙壁上满是陈年油泥，持续散发着难闻的味道。房间内没有上下水，每层楼只配备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居民们共用，洗澡的话需要去外面找公共浴池。
那时我正值青春期，每天课余时间都泡在足球场上，经常跑得一身臭汗。为了第二天不顶着黏成绺的头发去上学，我只好拎着暖壶到公共厨房的大水池洗头擦澡。有时热水不够用，我就用冷水洗头，为此没少挨母亲的骂。
我故作轻松地对母亲说：“温州人在南顶不也这么洗澡？他们行，我也行。”母亲哑然，我却能看出她眼里的愧疚。我难以想象当初“小温州”在如此不便中生活的心情，只觉得他们家为了赚钱甘愿忍受这些腌臜，实在令人佩服。
这样的日子并没有过太久。半年后，母亲再婚，开始与新任丈夫同居，我又彻底搬回了南顶小区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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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许是与母亲在出租屋的日子过得艰苦，再次搬回南顶路后，我开始格外珍惜眼下的生活，对钱的事也多了份敏感。
年，父亲也再婚了，由于继母没有工作，一家人的开销都由父亲独自承担，我们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新衣服和好看的文具成了一种奢望，一身廉价运动服和洗得发白的旧书包常让我在同学面前无地自容，我开始盘算着怎么能赚到点钱。
一开始，我想到要去街上的餐馆或其他店铺打工。奥运会后，南顶路的变化不小，商业气息逐渐浓厚起来，除了街两旁建起了两栋新楼外，一些餐馆、娱乐城、网吧也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街东口的海鲜市场对面还开了一家麦当劳。我曾厚着脸皮一家店一家店地挨着问过去，但这些店铺不是不缺零工，就是不接受16岁以下的打工者。
想来也正常，尽管这时的街道依然吵闹，但嘈杂人声中的温州话比例没那么高了，逐渐有东北、四川、河南等地区的方言声加入，似乎全国各地的打工者都盯上了这片房租洼地，纷纷搬到这里生活和工作——那些不需要学历的工作，大概早就被抢光了。
偶然间，我发现电线杆上张贴了一些招工广告，打电话过去，对方要我到网吧和附近的酒店发传单，一小时30块，听上去十分合算。等见了面，从对方手上接过的竟然是一整沓印满“包小姐”的*色卡片，吓得我扭头就跑。
这些失败的经历让我很灰心，没课的时候我就到海鲜市场对面的麦当劳点上一杯可以免费续杯的咖啡，坐在二楼落地窗前的位置俯瞰楼下的车辆和行人，偶尔站起来凝视远方，假装自己是一个已经功成名就的商人——穷，给了我细腻的心思和埋藏在心底的秘密，那时我用想象力来保护自尊心。
那年夏天，为了躲避和继母共处时的尴尬气氛，整个暑假我几乎都泡在麦当劳里写作业、看小说。某天，我照例拿了作业去麦当劳，正端着咖啡往座位走，远远地就看见了长高一大截的“小温州”戳在那儿，腼腆地冲我笑着。
“小温州”告诉我，这几年他爸爸的生意做得不错，铺子也从小商品批发市场换到了往北1公里处的更大、装修更豪华的“百荣世贸”。现在他家在“珠江骏景”买了新房子，早就不住南顶路了——那时金融危机的余波已经逐渐消散，北京的房价像坐了火箭般飞升，我家小区里的老旧公房涨到了1万多元一平，挨着南三环的“珠江骏景”更是直接涨破2万元的大关，在北京南城贵得独树一帜，在那里买房的，大多都是温州生意人。
现在赶上假期，“小温州”就从老家过来和父母团聚，今天过来这边只是为买点海鲜。我和他说了我想赚钱的事，没想到竟与他一拍即合——他也想利用这个假期做点小生意。
我开玩笑道：“能在珠江骏景买房的有钱人家的少爷，还缺这点钱？”
他也不恼，只淡淡地说：“那是我爸的钱，不是我的。”
一如他曾经的回答。
我们决定在麦当劳附近摆摊卖玩具。那两年，南顶路涌入了大量外来打工的外地人，小吃摊和小餐馆遍地都是，麦当劳门前这一块俨然成了一片夜市区，一到傍晚，人流量极大，带孩子来遛弯儿的女人们络绎不绝。
起初，我考虑卖女装和小饰品，但“小温州”主张卖玩具，原因很简单：女装和饰品的花样繁多，而且还有着多个尺码，手里免不了要积压大量的货物，对资金和场地来说都有不小的要求，不太适合我们这样的新手。最重要的一点，“做熟不做生”——他想卖的木质立体拼图，我和他都买过、玩过，他还知道大致的进货价。
“小温州”在他家曾经开店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找到了一家相熟的店铺，以极低的价格批发了一批木质立体拼图，我们每卖出去一个，能赚5到10元不等。
一开始，我们的小生意确实不错，一晚上的收入少则三五十，多则能上百，均分后我们各自的利润依旧相当可观，性价比远高于在麦当劳打时薪13块5的零工。我和“小温州”分工明确，他负责拿货和叫卖，我负责拼那些用来展示的样品和记账。一晚上在说说笑笑中就能把钱赚到手，这种当老板的滋味让我和“小温州”都十分享受。
我们的小摊摆了1个月左右，火爆的生意终于引来周围摊主的眼红，联合抵制行为从霸占我们的摊位逐渐升级到诋毁和辱骂，每当有顾客来挑选商品时，他们就会在一旁捣乱。我们还接连遭遇收到假币、突如其来的城管抄摊以及小混混骚扰等麻烦，生意自然也做不下去了。
“关店”那天，“小温州”红了眼眶，咬牙切齿地把举报电话打到了城管队，不多时，一整条街的商贩都被清理掉了。
我惊讶于他的做法——秋天要到了，来遛弯儿和买东西的人越来越少，现在结束算不上可惜。“小温州”却认为那些人必须付出代价，在他看来，太善良的人注定会被人欺负，“正是因为我们假期要结束了，我的报复才会这么‘温柔’”。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一方面觉得这违背了我所接受到的“以德报怨”的教育理念，另一方面，我又想起了那位和善的老李——如果他当初也能像那群被迫下岗后去厂里闹事的人一样，或许也能获得更多利益，进而拥有一个更安逸的晚年。
那天晚上，“小温州”坐在路边的台阶上，眼睛亮晶晶的，望着远方说：“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本地人这么好命，我们必须拼尽全力才能在这个城市立足。”
他好像是在跟我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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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结束，我和“小温州”互相留下了QQ号，他照旧回老家念书，我的生活却再次发生了变化。
继母生下妹妹，日子过得越发拮据，我们挤在一间4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诸多的不便也就显现出来：我每天要去上早自习，走得很早，洗漱出门的声音常常把一家人吵醒，而妹妹每晚的哭闹又吵得我难以入睡，时间久了，我和继母都难免心生怨念。父亲几次委婉地要我搬到一楼的奶奶家，我却因为舍不得这个伴随着童年回忆的房子装聋作哑。
或许是我的幸运，也或许母亲的不幸，就在我左右为难时，她在年再次离婚了，在南顶路上找了处房子搬了回来。她借口说这里的租金低廉、交通方便，我却知道她是在心疼我——她知道我不愿意搬离这熟悉的地方，所以为了和我生活在一起，宁肯多付一些房租。就这样，我从父亲的家再次搬到了母亲的出租屋。
这一年，我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学习成绩还算不错，只是对我来说，钱依然是个大问题。在敏感的青春期，同学一句半开玩笑的“你的鞋也太土了”就足以让我难过一周。我迫切地想要拥有和同学们一样好看的名牌篮球鞋，更羡慕那些可以把新款手机带到学校的同学。
可我知道，母亲只是一名普通教师，每月的工资支付完房租和我们娘俩儿的生活费，所剩无几，而父亲给我的零花钱又仅够我交学校的午餐费外加买些学习用品。
所以，想要什么东西时，我只能自己赚钱去买。
高中学业繁重，想挤出大块空闲时间去打工是不可能的。不过，有了和“小温州”摆地摊的经历，我开始盘算着做一门可以用零碎时间打理的生意。我想起“小温州”爸爸说的“做熟不做生”，决定从我熟悉的电子游戏下手。
我记起离小商品批发市场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电子城，部分店家专做二手游戏机的生意。彼时，一套全新的xbox游戏机要卖到多元，二手品相好的也要卖到元左右。而从那些店主手里以批发价购买一台只需要元，再配齐线缆和手柄等配件，总价元出头。我在QQ上向“小温州”学习生意经，他只送给我三个字：“不压货。”——游戏机的进货单价太高，对于我这种没什么资本的学生来说，一旦滞销，会给资金流带来致命的打击。
那时网购还没有大范围流行起来，专做二手生意的“闲鱼”也还没问世，人们想购买二手物品，基本都是从58、赶集网上搜寻信息。我拍摄了一组游戏机的照片，然后在网站上发布了二手转让信息，每当有人联系我购买时，我再到老板那里进货。这样，一套游戏机包装一下，转手卖出就可以赚元左右。这个偏门儿的赚钱生意，我一做就是一年半，在17岁那年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一次在回父亲那里吃晚餐时，他偶然发现了我包里装的游戏机主机，以为是我偷偷买来玩的，便长吁短叹地埋怨我不好好学习，还学会了乱花钱。我向他解释了原委，本以为他会对我的生意头脑大加赞赏，没想到他竟勃然大怒。他说，我现在已经快高三了，学习才是最重要的事，未来努力考上一个好大学，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才是正路。
话不投机，说到激动处，父亲甚至扬起手来要揍我，却被我一把攥住推了出去。看着父亲惊诧的目光，我意识到他已经不再是自己印象中那个不可冒犯的男人了。为了掩盖失控的情绪，我拎起背包落荒而逃。
我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为这些年积攒的委屈而难过，还是在为父亲的衰老而悲伤。此刻，我只想远远地逃离他。
年夏天，我高考分数不错，足够考上本地一所心仪的大学。在报考大学的专业时，我刻意没有选择父亲看好的建筑工程类专业，而是选择了他强烈反对我报考的工商管理，主修文化产业管理这个“万金油”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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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母亲靠着公积金贷款买下了南顶路西口的一处小一居。由于和父亲的关系紧张，我很少再回南顶小区里的家了，除了要学费外，几乎不主动联系他。
我原指望开学前通过倒腾二手游戏机再赚一笔零花钱，但那一年，淘宝旗下的“闲鱼”上线了，二手商品的信息越来越透明，我这样的个体中间商再没有赚取暴利的可能。正在发愁之际，我在学校贴吧里刷到了往届新生抱怨学校超市卖的床上用品质量差、价格高的帖子——我知道在电商的影响下，去丹陛华光顾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摊主们的生意都很难做。为了抢生意，他们的出货价甚至比网上的还要便宜。
说干就干，我去丹陛华批发了许多单人床上用品，以及充电台灯、暖壶、耳机等学生必需品。不出所料，开学那几天，我靠着卖这些货，结结实实地赚了一笔。
我开心地给“小温州”的QQ留了言，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不知从何时起，他也再没上线过。照着他留给我的号码打过去，对面已经成了空号，我和他又失联了。
大学里，我参加了许多社团，开始参与各种有趣的活动，像是报复般地弥补从前所缺失的快乐。等这样的热情褪去后，我开始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按部就班地写论文、实习、答辩，然后毕业。
年夏天，我进入一家央企，做纪录片导演的助理，需要经常加班，每晚回家都累得半死。为了每天能多睡一会儿，也为了有个独立空间，我搬离了母亲的一居室，和朋友在公司附近合租了一处房子。
导演助理的工作远不像行外人想象的那么有趣，我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给摄像师拍摄回来的素材“编号”，然后剪辑一些没什么人爱看的拍摄花絮。这份工作收入不高，但胜在稳定，父亲和母亲对此都很满意。可是在工作时，我总是联想到那些在肉联厂工作过的工人们，觉得在格子间里对着电脑敲字的我，和当年车间里切割猪肉的工人没有任何区别，尽管饿不着，但手中也没有余钱去享受更好的生活。
我也想起了放弃创业的父亲，想起了我们曾经度过的那些拮据的日子，甚至还想起了那个总是在打酒路上的老李——或许若干年后，我也会被时代无情地抛弃，活成他们的样子。
我不甘心。
这一年，短视频的风愈吹愈烈，我内心的某个部分像是突然被唤醒了一般，开始蠢蠢欲动。嗅到商机的我，果断辞掉刚干了几个月的工作，和一个大我几岁的前辈开始创业做自媒体。
我们没有太多启动资金，租不起像样的办公室，我再次把目光转向了南顶路。
小区里那些破旧低矮的平房区已经被整肃一空，想租到便宜的房子当办公室是不可能了。但是附近的底商一般都有独立的地下室，一些商家会选择出租。我们在麦当劳的旁边找到一家开在地下的桌游吧，和他们合租了地下室——说是合租，其实只是租了人家的茶水间，一个月元。一间屋子三个门，四面透风，冬无暖气，夏无空调，没有卫生间，内急时我们只能借用楼上餐馆的厕所。一开始，每次进门被热心的服务员询问“您是堂食还是打包”时我都无地自容，后来我的脸皮已经厚到和她们打趣道：“堂食，谢谢。”
我们做的内容与足球等赛事相关，熬夜看比赛、通宵写稿做视频就成了日常。结束一夜的工作后，我和合伙人坐在“迎春面馆”吃着面，想：我终于过上了温州人那种起早贪黑的日子——那种本地人所不屑的生活。
我们做的内容由于题材范围太窄，很难获取到巨大的流量，收益也仅仅来源于平台的流量分成，每月营收仅能维持我俩的生活。讽刺的是，我们赚到的最多的一笔钱，竟然是笔赔偿款——楼上酒店装修导致我们天花板掉落，砸坏了一些拍摄器材。
那段时间，每天一睁眼，我就去看各个账号的流量情况，然后盘点后台收益，看是否够付当天的生活费。干了9个月，眼看着进账的金额越来越少，我们再难支撑下去了。疫情来临，根据防疫要求，我们所在的地下桌游吧被要求停业，我和合伙人索性散了伙。
这一两年，当无数做类似内容的自媒体账号疯狂收割流量时，我和合伙人一边叹息我们的创业项目“生不逢时”，一边感慨自己终究不像踏中了改革开放浪潮的温州商人那样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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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创业失败后，我和合伙人都重返职场，但自由散漫惯了的我既瞧不惯中庸的领导，也难以忍受“躺平”的同事，没过多久，我就再次辞职创业，继续投身于短视频。这一次，我选择了更容易变现的测评领域。
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在这时候创业，经济下行叠加疫情的影响，想要干出点名堂，实在太难了。我却觉得低迷的市场中往往隐藏着更大的机会。所幸我这一次的选择和坚持是对的，第一个账号花了2个月的时间就突破了30万粉丝的大关。一时间商业推广的单子不断，投资人也循声而至——而且，投资方还提供了一处位于崇文门的办公室，我不必待在南顶路阴冷的地下室办公了。
年，父亲一家卖掉了南顶路的老屋，搬到了郊区的大房子里。尽管我们父子之间的矛盾早已消散，但感情上却始终疏离，平时很少通电话，加上我对继母和妹妹也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因此，只有逢年过节，我才会去父亲那里探望一下。
我的房子也到了租期，退租后我在二环边上租了一个小loft，价格很高，但胜在交通便利。休息日，我常常去逛博物馆，去小酒馆听LivHous，日子比以前过得有滋味了许多。
周末的时候，我偶尔回去和母亲吃顿饭。她依然单身，但过得很快乐，不再如年轻时那样强势，只等着过两年退休后颐养天年。她对我创业的事很支持，但并不像曾经对待父亲那样对我抱有很高的期待，只是希望我能够平安、健康、快乐。
一个寻常的下午，闲聊的合伙人们不知怎么突然聊起了“鸟巢”施工时的诡闻，有人感叹，北京城只剩了一座“北顶”娘娘庙。我突然有些感伤，心里说，其实以前的“南顶”娘娘庙才是真的灵验，便端着咖啡杯走到落地窗前，俯瞰着街头匆忙的路人。正在一边打印资料的运营小伙儿问我怎么了，我想了想，没头没脑地跟他说了句：“我小时候也喜欢这么站在落地窗前。”
那一刻，我突然很想念“小温州”。我尝试通过QQ联系他，无果后，又冒昧地去了他爸爸在珠江骏景的家——可那里住的不再是“小温州”的爸爸，只是屋主依然是个温州人。他用带着浓重温州口音的普通话告诉我，“小温州”一家把房子卖给了他，据说是当时资金周转出了困难，不得已卖房变现。
我一算时间，正好是年，也就是我与他失联的那个假期。房主翻箱倒柜找出个笔记本，里面有当年记下的“小温州”爸爸的联系方式。我打过去，电话里传来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你好，我是陈志雄，你是哪位？”
那天，我俩聊了很多，聊过去，也聊彼此近年来的境遇。他告诉我，当年他爸爸投资失败后卖房变现，但依然欠了不少外债，他只得放弃读书，南下广州，跟着远房亲戚做生意，然后慢慢还债。后来，他爸爸在北京的店铺因为网店的冲击越做越差，被迫关闭，转让给了一位年轻的同乡商人。债务还清后，他没再从商，而是在复读后顺利考上了大学。再后来，他考上了当地的事业单位，有了份稳定的工作，如今已然是两个男孩的爸爸了。
我由衷地为他高兴，也想起这些年南顶路的变化——从年起，北京市*府开始了“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工作，南顶路附近的温州鞋城、天蓝尾货等原先温州商人扎堆的商城已全部强制关停，原来赫赫有名的“福成服装大厦”也从皮草批发商城摇身一变，成了丰台区*务中心。大红门地区正不可逆转地褪去它原有的浙商味，或许“小温州”爸爸这样当年早早退场的商人，损失反而是最小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免有些遗憾。在我眼里，“小温州”聪明又肯吃苦，如果去做生意，一定是个出色的商人，如今平淡的生活，真的是他所追求的吗？
他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疑虑，在那头笑笑，只说了句：“我们现在追求的，可能都是小时候的自己所羡慕的生活吧。”
我也笑了笑：“是的，有时候人在故乡也会被他乡的精神所滋养。”
挂了电话，我打开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