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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儒家美育思想家董仲舒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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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美育思想史上,最早提出了“礼乐教化”概念。他根据对汉初以来政治的思考,主张“更化”,以“礼乐教化”为国家“适于治”之道;董仲舒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的美育观,以“德教”为中心,突出强调了礼乐的“纯其美”“安其情”等美育功能;在人性与礼乐教化关系问题上,董仲舒主张“性有善质而未能为善”,“性非教化不成”,从而为礼乐教化的美育观奠定了人性论基础;董仲舒吸取、融会了道家、阴阳五行家等相关思想,将“中和”提升为天地之道,主张“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在政治上提倡“以中和理天下”,在人生修养上强调“以中和养其身”,从而丰富了儒家“中和”论美学观念。

在中国思想的发展史上,董仲舒的出现,标志着自春秋晚期以来的百家争鸣局面以儒家最后被定为一尊而宣告结束;自战国后期以来的百家学说交流、会通的思想趋势,也以融合儒家、道家、阴阳五行家等而成的新儒学的出现而告一段落。对中国美育思想的发展来说,情况也同样如此。儒家美育思想从此取得了在中国美育思想中的主导地位。

公元前年,汉武帝继位,多次下诏各地举荐贤良文学之士,策问治国之道。武帝元光元年,董仲舒应诏先后三次回答武帝策问。在《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从他的天人哲学出发,全面阐述了对汉代思想文化建设的看法。其中的“更化”以实施“礼乐教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等建议,尤其获得了汉武帝赏识。《举贤良对策》的思想,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续有发展和深化。

他以对《春秋》公羊学的研究为根基,吸取、融入了道家、阴阳五行家等的相关学说,对孔子以来的儒家思想予以重新阐释,建立起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化的政治、伦理哲学。在中国美育思想史上,董仲舒最早提出了“礼乐教化”概念,明确将“礼乐教化”视为国家长治久安之道,依据其天人哲学对礼乐的教化功能、礼乐教化的人性论根据、礼乐教化的“中和”审美境界等问题予以全面论述,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美育思想史的主导地位。董仲舒对儒家美育相关问题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汉代美育思想的思考与论述界域。

董仲舒提倡礼乐教化,有其明确的现实目的。按照他的天人感应哲学,王朝的兴衰都是“天命”使然,新王朝的兴起是“受命”于天,而且必将有“受命之符”出现。但在董仲舒看来,从汉兴到武帝继位已近70年,“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甚至有“灾害生”。其中原因,就在于“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因此,他向汉武帝提出“更化”主张,认为“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所谓“更化”,是指改变春秋战国以来“以乱济乱”的局面,尤其要改变以严刑酷法治天下之举措。

《汉书·董仲舒传》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董仲舒提倡礼乐教化,不仅推动了儒家经学的发展,而且直接促使儒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取得了统治地位,中国美育也由此走上了以儒家美育为主体的时代。

先秦道家最重视“养生”问题,《吕氏春秋》探讨过音乐之审美与“养生”的关系问题,与董仲舒同时的刘安主编的《淮南子》以精神修养为核心深入发展了道家的“养生”论。

董仲舒显然吸收了道家、阴阳家的相关学说,以其天人哲学为根基,既将“中和”之美提升到“天地之美”的地位,又将“中和”原则落实到以精神修养为核心的修身养性的实践中,从而发展了儒家美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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