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尚君先生推荐我参加今天的活动。严格意义上讲，我没有资格参加今天的纪念会。昌平先生年长我15岁，与我生活工作的地域、行业不一样，平时联系、交接比较少，我不敢谬称我的朋友赵昌平，也不敢攀附为我的老师赵昌平。
但若循名责实，我也可以参加今天的纪念活动。因为我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一名老作者，多种重要的著作论文是由上古推出的。昌平先生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资深副会长，我则是学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为几代唐代文学学者做过服务，当然也包括为昌平先生。作为一名唐代文学学者，我也是很早就拜读了他的系列大作。
按照我的理解，昌平先生平生功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他工作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二是他兼职和服务的学术机构和社会团体。三是他的学术著述。
先说出版社的工作。昌平先生是国内古籍整理和古代文学研究的资深编辑，而且是学者型编辑和出版家。在我看来，民国时期的学者型编辑和出版家较多，接续到建国后前十七年还有一部分，“文革”后，虽然是一个历史新时期，但老成凋零，风流云散，包括出版界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是重灾区，老辈学人不是去世，就是病退，还有些人刚刚走出牛棚，仍心有余悸。幸运的是，国内一北一南两家重要的古籍出版社，都保护了一批学者型出版家，中华书局与古代文学研究有关的如徐调孚、宋云彬、马非百、杨伯峻、周振甫、李侃、赵守俨、傅璇琮、程毅中、许逸民、张忱石、徐俊、周绚隆等，上古如吕贞白、胡道静、金性尧、朱金城、何满子、魏同贤、钱伯城、李国章、赵昌平、高克勤等，出版社内部就是一个令人羡慕嫉妒的学术圈子。在出版社系统内，承担主要领导责任的总编社长，学术责任、*治责任固然重要，但出版社同时是企业，故经济责任也很重要。另外做管理，社外的人脉人际关系，社内的人望人事也很关键。主要领导人能够较长时间持续稳定，是一件好事。时下要做好一件事很难，但做坏一件事很容易。故主事者所具有的智慧，所付出的努力，所耗费的精力是外人所不能理解的。昌平先生能遭逢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好形势，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从“时势”与“英雄”两个环节来看，究竟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我觉得是两方面的互相作用。从大背景来看，是时势造英雄;从小环境来说，也未尝不是英雄造时势。
有意思的是，从事唐代文学研究的两位资深学者傅璇琮长期主中华，赵昌平长期主上古，大陆地区近四十年唐代文学研究兴旺发达，不能说与两位学者型出版家主事者无关。
其次，昌平先生在多个学术机构和社会团体兼职，为这些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曾任全国*协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上海市出版协会理事长等，也曾长期担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他在其他学术及社会组织兼职情况已经有一些介绍，在唐代文学学会兼职情况，陈尚君、葛晓音、蒋寅等在文章中也提及一些。我仅从秘书处工作人员的角度补充一点新内容。“文革”结束以后，国内学术文化发展很快，其中一个指标就是全国性和行业性的学会、协会如雨后春笋，一下冒出许多，且都非常活跃。但有些学会、协会内部的矛盾很多，为一些琐屑事搞得乌烟瘴气，对冲掉了学会应该有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但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从成立以来，一直能够以“双百”方针为指针，学术探索，求真求是，每一届理事会都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故学会内部既团结合作，又自由活跃。有时为一些学术问题出现认识不一、偶有龃龉之处，但是学会的中坚总能够识大体、顾大局，出现问题很快就能化解。我曾经亲见赵昌平、薛天纬、张明非、阎琦、葛景春等几位一同化解了一个今天看来很琐细的问题，因为有这样的中坚力量，使得学会内上下沟通，维护公议，扶树雅道，贬斥势利，成为一种常态。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股清流，使得学会能一直遵循中道，守正创新。学会三十多年来能够正常发展，与萧涤非、程千帆、傅璇琮等老辈学者的引领有关，也与有董乃斌、赵昌平、张明非、葛晓音、薛天纬、阎琦、葛景春、陈尚君、卢盛江、詹福瑞、尚永亮等中坚力量砥柱其间有关。
其三，昌平先生也是一位知名学者，在多个领域尤其是唐代文学研究领域贡献卓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曾出版过《赵昌平自选集》，收集了他年以前的十多篇学术论文，以唐代研究为主。此外还有，独著《顾况诗集》，合著《唐诗三百首新编》、《唐诗一百首》等。从数量上来看，不算是高产，但考虑到他是在紧张公务之余从事研究，那么这个数量其实是相当可观的。尤其是他的重点文章，篇幅很长，展开很多，思考很深，发人所未发，能给同行很多启发，故每篇一刊印出来，就能引起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