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科学要来一个伟大的复兴》
(弗朗西斯培根英国公元年-年)
当前知识的状况并非繁荣昌盛，也没有重大的进展。必须给人类的理智开辟一条与已往完全不同的道路，提供一些别的帮助，使心灵在认识事物的本性方面可以发挥它本来具有的权威作用。
我觉得人们不管对自己已有的知识，还是对自己的力量，都没有正确的理解，而是高估了前者，低估了后者。因此他们要么对自己现有的学艺评价过高，不再作进一步的探索；要么对自己的力量评价过低，把它花费在微不足道的琐事上，从不堂堂正正地用来解决那些主要的问题。这两点注定了人们在知识的道路故步自封；因为人们既没有鼓起劲来深入钻研的要求，也不抱这个希望。要知道，人之所以要求改进，主要原因在于对已有的知识有看法，如果满足现状，就无意于为将来作准备了。既然如此，我们在开始工作的时候，就不仅应当、而且绝对必须把我们对于现有成就的过分推崇和赞赏坦率地、直截了当地去掉，恰如其分地警告人们不要夸大这些成就，对它们评价过高。
一个人只要仔细看看形形色色的科学技术书籍，就会发现到处都是不断地重复同样的东西，尽管论述的方法不同，实质上却没有新的内容，因为全部储存的知识乍看起来好像很多，一检查就看出非常贫乏。
从价值和用途方面看，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主要从希腊人那里得来的那种智慧，只不过像知识的童年，具有着儿童的特性：它能够谈论，但是不能生育；因为它充满着争辩，却没有实效。因此我们学术界的现状就好像古老的斯居拉寓言里描写的那样，长着处女的头和脸，子宫上却挂满狂吠的妖怪，无法摆脱。我们熟悉的那些科学也是这样，虽有一些冠冕堂皇的、讨人喜欢的一般论点，可是一碰到特殊事物，即生育的部分，需要结出果实、产生成果时，就引起争执，吵吵闹闹，辩论不休了。这就是事情的结局，就是它们所能产生的全部结果。
我们再看看，如果这类科学里还有点生命力的话，好多世纪以来是决不会发生今天这种情况的。这就是：科学几乎停滞不前，没有增加任何对人类有价值的东西，因此不仅过去说过的话现在还在说了又说，而且过去提出的问题现在还是问题，并未通过讨论得到解决，只是固定了、扩大了。
各个学派的传承依然是师徒的传授，而不是发明者与进一步改善发明者的继承。在机械技术方面我们看到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相反地，它们含有一些生命的气息，因而不断地生长，变得更加完善。在刚刚发明的时候，它们一般地是粗糙的、笨拙的、不成形的，后来才得到了新的力量，有了比较方便的安排和结构。可惜人们很快就放弃了钻研，转到别的东西上去了，以至没有达到他们能够达到的完善地步。
与此相反，哲学和精神科学却同神像一样受到人们的崇拜和赞颂，但是一点都不动，一步都不前进。不但如此，有时候它们在创始人手里非常繁荣，以后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因为人们一旦依从别人，自己不作判断（像那些号称行走的参议员一样），同意支持某个人的意见，从那时起，就不是发扬光大科学本身，而是低三下四，为个别的名家涂脂抹粉、扩大跟班队伍了。不要说什么过去科学一直在逐步成长，最后终于达到了完备的程度，并且（十全十美地）在少数作家的作品中固定下来了，现在已经没有发明新东西的余地了，剩下的工作只能是把已经发明的东西拿来润色润色、琢磨琢磨了。那样倒不错！可是事实上，科学上这种拿来主义的做法，无非是出于少数人的自负和其他人的懈怠而已。
因为在科学的某些部分得到辛勤的治理之后，就会出现某个胆大的人，以提供人们喜好的方法和捷径著名，表面上把它们归结成为一种学艺，实际上却把别人的成就统统破坏了。然而这种做法却是后人所欢迎的，因为它把工作弄得简便易行，省得进行人们所厌烦的进一步研究。如果有人把这种一般的默认和同意当成万无一失、经过时间考验的论据，我可要告诉他，他所依据那个道理是极其错误、毫无力量的。因为，首先，各个时代、各个地方人们在科学技术方面所揭示、所发表的一切，我们并不是全都知道；至于个人私下从事的和做出的一切，我们更加不是全都知道；历史上的正产和流产，并没有都载入我们的记录。第二，人们的同意本身，以及保持同意的时间，也并不是很值得考虑的事。
因为不管行政上的法规有多少种，科学上的法规却只有一条，这就是通俗易懂；过去一直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我们知道，最得人心的学说总是那些争辩性的、论战性的学说，要末就是那些外表堂皇、内容空洞的学说，可以说都是挑逗逢迎，惹人同意的。
因为这个缘故，毫无疑问，古往今来绝顶聪明的才子无不被迫离开自己的道路，超乎寻常的能人智士全都为了取得名声而甘心屈从时代的判断、众人的判断；因此，即或有些高级的思想出现在某处，也被流俗的见解立刻刮得一干二净。所以说，时间好像一条大河，把轻飘的、吹涨的东西顺流浮送到我们手里，沉重的、结实的东西全都沉下去了。
就连那些在科学界窃取了一种权威地位、自命不凡地以立法为己任的作者们，每当扪心自问的时候，也未免抱怨自然微妙，真理难寻，事物隐晦，原因纷坛，以为人心的力量微不足道。然而尽管如此，他们从来不表现得比较谦虚一点，因为他们所责备的是人类和自然的共同情况，并不是他们自己。
凡是某种学艺没有办到的事，他们就摆起这方面权威的架子，断定这是根本办不到的。让某一学艺自己审判自己的案子，它怎能判决自己有罪呢？这不过是摆摆样子，免得显出无知，大丢其丑罢了。
至于那些公开发表并且得到公认的学说，情况则是这样：不下工夫，充满问题；在扩大认识方面非常迂缓，很不得力；整个看来好像十全十美，各个部分却是空空如也；让人挑选时颇受欢迎，可是连那些吹捧它的人也不能满意，所以只好用各色各样的手法来加以防护，加以说明。
即便有些人决心亲自进行试验，把气力用在扩大知识范围的工作上面，也还没有胆量完全摆脱众人接受的意见，从本源中去求知识；他们只要在现存知识的总和中添加了一点自己的东西，就认为自己已经做了一件大事；他们小心谨慎，认为自己添加了一点东西，就可以维护自己的自由；同时他们也同意别人的看法，借以保持谦虚的美名。
可是这种为人称道的平凡和中道由于从众从俗，却成了损害科学的大患。因为同时既称赞又超过一位作者，是很难办到的；知识好像水一样，水一流到低处，是不会上升到它原来的高度之上的。所以说，这种人虽然有所订正，却没有什么提高；虽然改进了知识的状况，却没有扩大知识的范围。
确实也有一些人干得比较勇敢，他们放手大干，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推翻前人的见解，为他们自己、为自己的见解开辟了道路；然而他们的作为对事情推进不大，因为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在实质上和价值上推广哲学和学术，却只是要更换学说，使支配人们见解的权力转入自己手中；他们这样做当然所获甚少，因为他们的错误虽然与别人相反，错误的原因却是一样。
虽说也有些人酷爱自由，不受别人意见的束缚，也不受自己意见的束缚，希望别人同自己一道钻研，可是这些人尽管动机真诚，却努力不足。因为他们满足于追求大概的道理，在辩论的漩涡中转来转去，乱七八糟地自由探索，以致放松了研究的严格性。在必要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始终不越出经验和自然事实的范围。固然有些人投身于经验的海洋，几乎改变了机械学的面貌，可是这些人在实验中仍旧追求那种东捞一把西捞一把的研究，没有什么有条有理的操作体系。
此外，他们大都从事研究某些琐屑的问题，把完成某项单个的发现当作一件大事；他们的研究进程在目的上是狭隘的，同时在方法上也是笨拙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实事求是地研究某物的本性，得出正确的、成功的结果；他们尽管辛辛苦苦地变更自己的实验，却总是达不到一个停息的处所，老觉得还要寻找些什么别的。
此外还有一件事值得我们记着，这就是：人们努力进行实验的时候，一开头都是提出一些特定的工作要求完成，都是怀着早熟的、过早的热情去追索的。这种努力，我说，寻求的是产生果实的实验，而不是带来光明的实验。它并不是摹仿上帝的创世历程。要知道，上帝在第一天的工作中只创造了光，为此花了一整天工夫；那一天并没有造出什么物质性的产品，这一工作是在以后的日子里进行的。
至于那些把逻辑放在第一位的人，认定科学应该在逻辑里找到最可靠的帮助，他们确实非常正确、非常高明地看到，人的理智不能没有规范，否则就不可靠；可是他们投下的药剂太轻，治不了重病，而且本身也不是没有副作用。因为大家公认的那种逻辑只适用于人事，适用于涉及言谈和意见那些学艺，用于自然就嫌不够精细；把它用在它所不能驾驭的对象上，就只能使错误巩固、谬种流传，而非为真理开辟道路。
因此整个看来，在科学上，到现在为止，人们并不是幸福的；无论在对别人的信任方面，还是在自己的努力方面，都是如此；特别是各种证明和已知的实验都不很可靠。宇宙在人类理智的眼里好像一座迷宫，哪一面都呈现出那么多的歧路，各种事物、各种征象似是而非，各种自然现象杂乱无章，纠缠不清。
尽管如此，道路还是必须打通，要依靠感官的那种闪烁不定、时明时暗的亮光，穿过经验的丛林，通过各种特殊现象向前迈进；可是那些自命为向导的人（据说）自己也是晕头转向的，他们又增加了错误的数目，扩大了流浪者的队伍。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不管是人类天赋的判断力，还是什么偶然的幸运，都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成功的机会。杰出的才智也好，重复偶然的实验也好，都不能克服这样的一些困难。我们的步骤必须有一个线索引导，我们的整个道路，从第一个感官知觉起，必须建立在一个可靠的计划上。
大家不要把我意思误解了。我并不是说，人们花费了那么长的岁月，付出了那么多的劳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成。我们没有理由枉自菲薄，看不起人类过去作出的那些发现；毫无疑问，古人发挥聪明才智、进行抽象思考的每一件事，都证明他们是非常了不起的。
要知道，在仅仅依靠观察星象来航行的古代，人们已经能够沿着旧大陆的海岸航行，或者横渡少数不大的内海；而在能够穿过大洋发现新大陆之前，必须已经发明了使用罗盘作为更精确、更可靠的指针。同样情形，在科学技术方面作出的那些发现，是可以通过实践、思考、观察、论证作出的，因为这些事情贴近感官，又直接处在共同的概念之下。我们必须首先给人类的心灵和理智介绍一种更完善的用法，然后才能达到自然界那些更遥远、更隐蔽的部分。
《我们的科学要来一个伟大的复兴》发布人介绍
弗朗西斯·培根，生于公元年（明朝嘉靖四十年），卒于公元年（明朝天启六年），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散文作家、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是近现代唯物主义哲学、实验科学的创始人，也是近代逻辑学归纳法的创始人，也是对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
培根出生于伦敦一个新贵族家庭，幼时接受语言、圣经和神学教育，公元年，年仅12岁的培根被送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深造，大学中的学习使他对传统观念和信仰产生了怀疑，开始独自思考社会和人生的真谛。三年后，培根作为英国驻法大使的随员旅居法国巴黎。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几乎走遍了整个法国，这使他接触到不少新的事物，汲取了许多新的思想，并且对其世界观的转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公元年，父亲突然病逝，培根不得不回到伦敦。由于生活开始陷入贫困，在回国奔丧之后，培根进入了葛雷法学院，一面攻读法律，一面四处谋职。
公元年，21岁的培根取得了律师资格，此时，培根思想上更为成熟了，他决心把脱离实际、脱离自然的一切知识加以改革，并且把经验和实践引入认识论。
这是培根“复兴科学”的伟大抱负，也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志向。
公元年，23岁的培根当选为国会议员。
公元年，培根成为法院出缺后的书记，然而这一职位竟长达20年之久没有出现空缺，培根四处奔波，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职位。
公元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去世，詹姆士一世继位。由于培根曾力主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受到詹姆士的大力赞赏。
公元年，培根受封为爵士，公元年被任命为詹姆士的顾问，公元年被任命为副检察长，公元年被委任为首席检察官。
公元年，培根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次年提升为掌玺大臣，第三年晋升为英格兰的大陆官，授封为维鲁兰男爵，公元年又授封为奥尔本斯子爵。
培根的才能和志趣不在国务活动上，而存在于对科学真理的探求上，这一时期，他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并出版了多部著作。
公元年，培根被国会指控贪污受贿，被高级法庭判处罚金四万英镑，监禁于伦敦塔内，终生逐出宫廷，不得任议员和官职，虽然后来罚金和监禁皆被豁免，但培根却因此而身败名裂，从此培根不再理政事，开始专心从事理论著述。
公元年3月底，培根坐车经守伦敦北郊。当时他正在潜心研究冷热理论及其实际应用问题。当路过一片雪地时，他突然想作一次实验，他宰了一只鸡，把雪填进鸡肚，以便观察冷冻在防腐上的作用，由于他身体孱弱，经受不住风寒的侵袭，支气管炎复发，病情恶化，于公元年4月9日清晨病逝。
培根提出了到达各种现象的一般原因的真实方法—科学归纳法，在《新工具》中，培根把实验和归纳看作相辅相成的科学发现的工具，提出了了实验对于揭示自然奥秘的效用。
培根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使用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归纳法。培根的归纳法对于科学发展，尤其是逻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培根不仅强调了归纳逻辑要研究思维纯形式的方面，更为主要的，他强调了要研究思维反映客观事物、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方法问题。培根的科学归纳法正是以个别的事实陈述为据，通过探询和判明客观事物的因果性必然联系，作出关于事物现象运动变化的一般结论，从而提供关于事物形式（即规律）的认识。
培根是新贵族的思想代表，反对君权神授和君权无限，主张限制王权；拥护清教主张改革，但反对革命。
培根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提出必须清除它给人们造成的错误认识和偏见，他称之为假相，以便给认识和科学扫清道路。
培根继承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承认自然界是物质的，认为构成一切事物的最小单位是真正的分子，即事物的简单性质，它是有限的不变的，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由它的不同排列和组合构成的。运动是物质固有的最重要的特性，运动是有规律的，其形式是多样的。
培根称事物运动的规律和规定性为形式，科学的任务就是发现形式，从而获得行动上的自由，以便征服自然。
培根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光照千秋的口号，从此人类将要告别蒙昧，步入科学的殿堂。
培根提出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基本原则，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开端，它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泉源。
培根重视科学实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必须借助于实验，才能弥补感官的不足，深入揭露自然的奥秘。
培根重视归纳法，强调它的作用和意义，认为它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但它否定了演绎法的作用是片面的。
培根的哲学具有神学的不彻底性，他主张双重真理，承认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死等宗教教条。
培根代表作《新工具》，在近代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广泛的影响，哲学家由此把它看成是从古代唯物论向近代唯物论转变的先驱。
培根从根本上批判了自古希腊以来的学术传统，批判古希腊哲学家以及由此而发端的轻自然哲学，重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神学的学术传统，他认为正是这种传统妨碍了自然哲学的发展，使自然哲学处于幼稚状态。
培根认为，古希腊哲人仅有的一点自然哲学研究，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研究也是不得门径的。培根批判亚里士多德的思辨哲学，认为亚里士多德把对自然的认识从属于无用的思辨、逻辑和辩证法，以潜能和现实等逻辑范畴构筑世界，这就使他的自然哲学富于思辨而无实际用途。
在培根看来，古希腊有一些哲学家如赫拉克利特、德漠克利特、阿那克萨哥拉以及恩培多柯勒等，尚有一些自然哲学家的味道，因为他们的学说涉及到经验和事物的性质本身。
培根特别从方法上批判了古希腊理性支配下的自然哲学研究。
培根认为自古以来，从没有人认真地借助于一种试验程序从感官出发，开辟一条人类理解之路。人们在研究事物时往往诉诸于前人的说法和意见，然后便开始沉思默想，这种方法为意见所左右，是完全没有基础的；人们也经常求助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研究事物，但这种逻辑只是在一些既定的原则和原理下，发现与之符合的事物，它既不能发现原理，也不能穷究原理，只能把它归于信仰。即使古代经验主义者所谓的“经验”，也不过是“脱箍之帚”，是一种随心偶遇、漫无定向的经验。
培根以其哲学理念为基础，对于英国法有一个宏大的法典化、系统化的构想。
培根将英国法视为一个不定型之物，但可根据与自然法相一致的原则，以一部完整的法典的形式对其加以重塑，从而使其转变为一门彻底的科学。
作为英国司法界的领袖，培根认为自己必须担负起这一使命，而将之前零散的命令系统化的《大法官法院法令集》的编撰恰是培根履行这一使命的重要成果。
培根一生为人类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经典著述，公元年发表《学术的进展》，公元年出版代表作《新工具》，公元年出版的《论说文集》，最后一部著作是《新西特兰提斯岛》，其余主要著作还有：《培根随笔》《学术的进展》《新工具论》《论说文集》《亨利七世本纪》《论事物的本性》《迷宫的线索》《各家哲学的批判》《自然界的大事》《论人类的知识》《培根人生论》等。
后世的人们对这位近代历史上伟大的先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称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创始人”，是“整个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德国杰出的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说：“培根是近代自然科学直接的或感性的缔造者”。
英国近现代著名哲学家罗素尊称培根为“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
